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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大”，皆因价值观出了问题
3．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从培养全人的角度去衡量大学好坏，其标准除了上述品性、人文关怀等问题外，还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后者是前两者的基础，只有对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有了了解，才会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才能建立起“品性”。
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广阔理解的人，会有批判的眼光，知道哪些应欣赏，哪些应摒弃，比如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级观念、专制主义、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其他都不重要）等是应被摒弃的，而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却应是被加强的。
对科学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物质世界的局限与可能。对艺术的了解，可以使学生更清楚人性的善恶，如何惩恶扬善。知道人是怎样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体谅别人，宽容别人。对社会的了解，可以使学生知道个人如何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克服负面影响，提高生活水平。
上述培养全人的三个方面，正是博雅教育的宗旨。博雅教育，英文是 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人教育”。
换句话说，你可以研究如何制造武器，但也要知道武器是用来杀人的，杀人有后果，要承担责任。你也可以学做工程师，修建一条从内地到西藏的铁路，但要知道修路虽然是现代化的必需，但现代化也会带来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破坏原生态的文化、原生态的生活环境。你要知道承担这个责任，并将对环境与人文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2011年初，澳门报载澳大博士生在改良统计空气质量的模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空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再如何改进测量模式都于事无补。于是，科学家要学些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在推进科学的同时，要推动社会进步。
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也要学些自然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创造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佳环境。
只有这样，大学培养的人才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对社会总体发展有益的全人。前不久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育人是对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这样的人是有公民意识、民主法制观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人。这也正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全人。
培养全人的责任被赋予博雅教育。博雅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全面，二者有相通之处，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也是要强调全面人格的培养。
港澳台都已在强调通识教育。大陆一些学校也在修改教学计划，开始允许学生转系、副修、跨系跨校选课、强调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不过，消除大陆教育弊病的沉疴，真正走向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之路，恐怕还是任重道远。
探寻与创新知识
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研究永远需要创新。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表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金耀基指出，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不过政府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这是因为“去行政化”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那么中国高校行政化有哪些表现呢？杨德光提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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