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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着历史能无所顾忌地站出来说明真相
其实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杆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组建纠察队，严厉打击一切企图与官府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律条，周祥千反正也是一死，何不闹他个痛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
假如周祥千不去投案自首，我们也能根据张潮青的遭遇推测出他的结局——段光清去石山衕谈判的时候，与张潮青的谋主李芝英私下交换过看法。段光清问李芝英是不是要造反，李芝英说，百姓抗官出于无奈，官府不问罪，百姓就不会主动进攻。段光清也告诉他，此事闹大了官府不可能完全不问罪，但只要抓到挑头的人，也可以敷衍了事。段光清劝李芝英及早为自己考虑后路。
周祥千投案后，段光清再次与李芝英私下会晤，以免罪的许诺换取他的合作。李芝英此时面临的抉择是：或者与官府合作，或者造反。与官府合作，干脆说就是当叛徒，是个人风险最小的选择；不合作，长期拖延下去肯定不是了局，东乡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足以对抗政府的军队，那就要将事情闹到造反的程度。如果李芝英选择后一条路，风险极大不说，利益也很不确定。李芝英最后选择了与官府合作，这大概是良心上最容易通过的背叛方式：出卖了造反首领，却为乡民争来了实际利益。段光清立刻接受，“天下已定”的局面又在东乡形成了。
进入五月，张潮青仍然占据石山衕，但跟随者却日益减少，最后只剩下十余人。官府继续贯彻分化方针，发布公告说专拿张潮青，其余概不株连。公告说，乡民有能擒两犯送案者，每名赏洋八百元，以粮价折算，这笔钱大约有十五六万人民币，三四十户农家苦干一年也未必能挣这么些钱，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六月的一天，段光清正在坐堂问案，街上忽然大乱，哄传东乡数百人手持器械蜂拥入城，一个穿湿衣服的东乡乡民跪到堂前说，他们把张潮青抓住送来了。
原来，昨夜张潮青自石山衕潜回村里，村中数百家共同商议，说县里已经出了告示，只抓张潮青一人，不连累东乡，而且有重赏，我们东乡为什么不拿张潮青归案以保东乡安宁呢？于是全村同心，黎明时分一起行动。张潮青听到风声，翻后墙跳进河里，乡民在河里捉住了他。
四
吴思先生的文章很耐读，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在很过瘾地听他讲述故事以后，我们更应当听听他的议论——
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帐。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假定乡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十余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角度计算，闹事的利益也就是每年少交1200文钱，约合人民币七十元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中农全家七八天的生活开支,这笔钱足以让他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假如他是四十出头的男人，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政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政府有理。带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难免会在后怕和庆幸之余，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那么究竟有多大危险呢？在那段时间里，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事情闹大，利害格局突变，乡民的身份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承诺不报复，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理想选择。
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但政府说了不株连百姓，大家就没道理继续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而利害计算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未必是毫无心肝的群体，他们的许多行为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这个社会的制度造成了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艰难选择。
从本心来说，百姓开始并不愿意闹事，后来也不愿意出卖英雄。不过，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还没有多大风险。在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里，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问题在于，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重大的利害关系不能及时调整，结果只好体现为暴烈的两个方向的极端。
五
我本来还想就钱云会事件说一点儿什么，但是我又想，既然人家钱云会家人接受了了结方案，甚至连外界捐助都谢绝了，你一个外人操什么闲心呢？再说，既然你说从此之后关于钱云会事件的一切议论都成了想象，想象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所以还是甭说了罢！
连日来，关于钱云会的网上议论波涛汹涌，你很难将这些议论单纯地视为旁观者的“围观”，就像汤因比所说的：“旁观者实际上是一个参与者，他被卷入他正在观察和记录的事件之中，无论该事件在时间上、地点上如何遥远，他都要被卷进去，这是因为，这些事件是人类的事件，而他自己就是人类中的一员。”（【英】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钱云会之死对所有参与者议论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客体的事件，他自身就在他所观察和议论的那个事件之中，他就是钱云会，即使时间抹去这个事件的最后刻痕，这一基本事实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在事件没有真正结束之前，它是不会结束的。
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结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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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7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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