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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熟：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
自从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上月因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下台后，开罗就成了中东的“抗议之都”，
任何对现实不满的人都可随意走上街头组织集会示威活动。
一
继苏东剧变之后，我们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今后描述历史，将无法避开“中东动荡”或“中东巨变”之类的词汇。
中东为什么会发生动荡？是独裁者倒行逆施燃起了人民反抗的怒火？还是巨大社会不公超出人民忍耐的极限？是，又不是。我们说它是，是因为我们确实从事件的源头看到了独裁者倒行逆施导致人民的忍耐达到极限；我们说它不是，是因为独裁者并不是今天才倒行逆施，人民的忍耐也不是今天才超出了极限，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20年、30年、40年都没有发生革命，独独在一个谁也没有经意的日子，火山岩浆就突然喷发了呢？
一定还有更为重要的缘由。
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文明体，就像生命体一样有它内在的成长规律。做父母的都知道，不能让小孩子去做大人的事情——譬如拉车、行骗、当官员之类——这是因为小孩子不具备大人的体力和智力，强行让他们去做只能把事情搞砸，你得耐心，等着孩子自身成长，当他成为小伙子的时候自然就会拉车了，当他意识到行骗和当官员都能给他带来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时候，自然就会去行骗和当官员了，所以你甭着急。
社会也是一样。秦始皇残暴不残暴？为什么秦朝在他老人家手里还好好儿的，传到胡亥同志手里就突然“亡”了呢？独裁者斯大林残暴不残暴？为什么苏联在他老人家手里也没怎么着，到了改革家戈尔巴乔夫同志手里就突然垮塌了呢？全部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个社会自身的成长为发生历史巨变创造了条件，瓜熟蒂落者也。
这里所说的“条件”，就是我经常使用的“社会动能”——社会发展的内在推力——的概念。如果用更浅显的话语表述，可以概括为：一个社会或文明体政治成熟程度决定着什么事情发生和什么事情不能发生。
斯大林同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干部，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然而直至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独裁者寿终正寝苏联也没有发生革命，是因为苏联社会政治尚未成熟——用生物学语汇描述：苏联社会还是一颗青瓜蛋子，还紧密地挂在枝头，这时候你是不能指望它掉下来的，你还要耐心等待。在经历数次风雨之后，秋色浸染了大地，瓜蛋子突然变得饱满，并且呈现出可爱的橙色，这意味着它成熟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声有色地掉下来——1989年12月25日，人民用自己的意志宣布施行独裁统治的苏联共产党非法、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俄罗斯成为一个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和意志的崭新国家，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天是俄罗斯人民政治成熟、收获精神果实的日子。
所有反人类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形态都是在类似历史条件下发改变的，没有发生改变的也终将会沿着这样一条历史逻辑线发生改变，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强调的是正是这种历史发展不依任何人意志转移的无情特性。
二
既然我们称之为革命的社会事件是社会机体政治成熟的表现，是经历过缓慢自然过程最终达到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结果出现之前的社会扰动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用比喻的话说：假设一个性急的家伙等不到果子成熟，就跳起身子把青瓜蛋子给揪扯了下来，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呢？
我们从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
漫漫两千多年中国历史贯穿着压迫与反抗的主题——皇帝老儿和他身边的特殊利益集团拼命制造国家的神话，遮掩其掠夺国家鱼肉人民之实，终于有一天，人民中一个特别不省心的家伙站起身子大叫一声：“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宣布造反，面有菜色的人民算计了一下，确认自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于是也发一声喊，揭竿而起，追随那个人去了，于是形成了被我们称之为“农民革命”的社会浪潮，汹涌澎湃，席卷全国。皇帝老儿惊恐万状，想组织抵抗，然而，大凡一朝一代的特殊利益集团人物，不管权势地位大小高低，都是既不对国家负责又不对皇帝负责的贪婪的食利者，他们平时依附在国家机体上汲取营养，花言巧语表达着信念与忠诚，然而在他们心中唯此唯大的事情仍旧是个人利害得失的盘算，你没看到么？当他们意识到船要沉了的时候，其中很多人不是早就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了么？成天信誓旦旦“绝不”、强调“特色”的高官们的子女不是早就拿到美国绿卡了么？所以，到了危机存亡时刻，你是不能指望这一干人保卫政权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浪潮才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以明朝覆灭为例——1644年（崇祯十七年）一月，农民领袖李自成也大叫一声：“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率领贫苦农民闹了起来，起义大军所向披靡，威风凛凛地向首都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官员纷纷背叛自己的权力来源，非但不阻抗贼寇，反而望风送款，和老百姓一道，迎接贼寇接管政权，甚至到了起义军“传檄而定”的程度。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占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在北京城外的明朝官军三大营审时度势，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还把大炮掉转方向，轰击北京。负责保卫北京的城防司令李国桢同志号令士兵抵抗，竟无效，“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城墙上的大炮声震瓦屋，响彻云霄，却“不杀贼一人”，原来，“城上不知受何人指使，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
此时的北京城内，被称之为政府的国家机器早已经瘫痪失灵，朝廷大臣都躲在家里以求自保，金銮殿上空无一人，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亲手杀了公主、嫔妃多人之后，亲自上殿鸣钟，试图召集平时拥挤在身边的特殊利益集团头面人物上朝商议应对危机的办法，让他绝望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金銮殿上空空荡荡，这意味着看上去极为坚固的国家政权，此刻成了一架锈蚀的机器，危在旦夕。绝望的崇祯皇帝拿起一根绳子，像孩子一样一边走一边呜呜地哭，一个劲儿在心里咒骂：“马拉戈壁的，都是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到煤山找一棵歪脖树吊死了。
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攻入外城，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这意味着存在了276年的大明江山顷刻间改变了颜色，高大巍峨的金銮宝殿冲得七零八落，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其实这句话可以这样说：除了新的金銮宝殿代替旧的金銮宝殿、新的皇帝老儿代替旧的皇帝老儿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改变。不是吗？拿下北京的李自成不是同样当了皇帝么？他不是也成为与前朝皇帝没有什么区别的皇帝了么？我们从来没见过夺取政权的家伙不享受皇帝享受的那些东西，反而念念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傻蛋，从来没见过。
所以，在延伸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凡是此类社会事件，都是历史毫无意义的轮回，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大叫一声“我草泥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家伙，内心的全部祈求就是成为新的王侯将相，不可能真的具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崇高信念，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残酷掠夺继续发生，新的特殊利益集团重新聚积，人民继续面有菜色，田地被霸占，房屋被强拆，成天死的心事都有。
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社会或文明体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个“青涩”的阶段，即使发生革命，也是半吊子革命，或者说是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它的突出特征是：不仅国家是专制的，它的反对者也是专制的，这就是说，专制者的发对者并不是真的革命者，他不过是未曾执掌专制权力的专制者，如此而已。这样的人执掌了国家权力，对于国民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革命的性质，未能超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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