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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熟：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
三
那么，一个社会或文明体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够达到政治成熟呢？在政治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革命又将呈现怎样的形态呢？
我们回到中东。
我们知道，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至今仍然以石油作为主要能源，世界石油资源又主要蕴藏在中东，这就为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几个主要产油国家的社会财富呈几何倍数增长。这种社会财富的增长并不是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成熟中产生的，相反，经济作为一种横亘而出的力量，反而遮掩了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落后乃至于反动的因素，在观念意义上，以经济增长给非法的国家权力赋予了合法性，这就是君主制在中东国家持续存在的现实原因，这也是独裁统治不仅没有被本国人民反对，即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对此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这里当然也有地缘政治问题）。
这就导致了一种我称之为“专制的和谐”的社会状态出现——表面上经济发展人民富有，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繁荣景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专制条件下实现的，这种繁荣里面所蕴藏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显而易见。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经常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无产者”的概念，在《历史研究》第五卷中，他详细考察了无产者的希腊原型，他认为，“无产者的地位是一种情感状态，而不是外部环境问题。”他把“无产者”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或社会集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于’该社会中而又‘不属于’该社会的……”汤因比进一步解释说：“无产者的真正标志，既不是贫困，也不是由于出身导致的地位低下，而是一种意识以及从这种意识中激发出来的愤慨，即意识到他被取消了他在这个社会中合法拥有的权利，意识到他在这个作为他合法之家的社会中是多余的。”这就是说，人的危机从最终意义上说，不完全是经济地位导致的危机，而是权利意识成熟、真切地看到自己人生处境所导致的精神危机。
专制统治与人的本性相背离，两者之间的冲突或迟或早都要发生，这甚至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延缓冲突的发生，却无法延缓人的精神苏醒——就像恶劣天气可以延缓大地复苏，却无法延缓春天到来一样——当大多数人都感觉在这个社会中处于“多余”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真正危机也就到来了，那时候，任何冠冕堂皇的口号和小恩小惠的经济拉拢都将无法阻止人们的政治诉求，这意味着在这个社会或者说文明体中，某种内在的东西成熟了，那颗饱满的果实必定要落下来，必定要制造出一个结局。
以埃及为例。
穆巴拉克长达32年的统治，在某些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较好地处理了国内和国际问题，为埃及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条件，政治相对稳定。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埃及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享受了这种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人民本应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为什么32年以后反倒发生了让人始料不及的“革命”了呢？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历史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迎来了埃及社会的政治成熟，以往人们未曾意识到或者说即使意识到也未曾反抗的东西，瞬间失去了全部合法性，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一个国家被一个人统治32年是极为荒谬的，他们提出了很多以往绝不敢提出的政治诉求，这种诉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即使穆巴拉克肯作出让步，抗议者也坚决拒绝任何对话，“我们只是要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也许很不明白，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他也许很委屈，内心里甚至纠结着某种怨恨，但是，只要他理性地审视一下历史，就会明白，有一些事情，该发生一定会发生，没有人可以阻止，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成熟了的果子从枝头掉落一样。
至于卡扎菲之类从最开始就以非理性目光打量世界，以非理性手段对抗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的独裁者，是绝不可能具备这种理性的，所以他也就绝不可能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做出合乎理性的解读。他欺骗自己说，他遭遇的事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基地组织从两方面夹击的结果，他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不过是难以抗拒的历史大潮中的一个碎片，这种大潮的产生，恰恰源于利比亚和整个中东社会的政治成熟，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的意识的深刻觉醒。
四
既然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政治成熟如此重要，那么，在判断成熟还是不成熟的过程中，有没有可以参照的大致相通的标准呢？
我们首先界定作为社会事件的“革命”的概念。笼统地说，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认为革命是指一个社会或文明体的某些既定关系模式被改变，与旧秩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断离，但是，这里还应当有一些具体的标准。
判断一个社会事件是不是作为政治成熟的革命，取决于事件参与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如下三种结果是否成为了社会事实：一、执掌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是否发生了变动；二、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否发生了改变；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否发生了逆转。凡是达到这三种结果的社会事件都可以归结为革命。
我们还可以说具体一些。
社会事件往往表现出某些物理特性，譬如，社会动能也像物理学中的力一样有一个聚积过程，在这个聚积过程的末端，才会出现被我们称之为临界点（即社会是否会发生爆炸）的临界状态。临界状态还不是爆炸本身，它还需要一些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否完全失去了灵活性？二、这个社会不同阶层民众（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前景的判断若何？对现政权是否达到了忍耐的极点？三、民众是否拥有了可以从事社会活动的组织？四、民众的抗议活动是否达到相当的规模和程度？五、是否出现了政治反对派的领导人？六、军队和警察对政府和国家首脑的是否仍旧忠诚？七、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是否具有驾驭局势的智慧和能力？
当上述七个条件都达到“是”的状态时，社会爆炸就将不可避免——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上述七个条件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文明体政治是否成熟的最重要标志，凡是没有达到上述条件的社会事件，只能称之为社会事件而不能称之为革命。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溃解和东欧巨变，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最近在中东国家发生的事情，无论过程还是结果，也一步步凸显出了革命的特征，原因很简单：我们上面说到的结果正在作为社会事实令人惊愕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我们说政治成熟是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当然也涵括历史上发生过的农民革命，不同点在于，不同时代的政治成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标准。在21世纪的这个世界，这种政治成熟只能体现为对人类数千年精神成果即普世价值的接受和光大之上，任何与此相抵牾的东西都值得高度警惕，因为它很可能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普世价值还没有在最广泛意义上成为人民的精神渴求，就不能认为那个社会是成熟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在不成熟条件下发生的社会事件，往往体现为旧制度的轮回，是没有果实的花朵。
“陈行之先生，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置身何处，我们将去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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