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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思考——给社科院谢昌逵研究员的一封信
昌逵兄：
大作《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拜读。它以开阔的视野，翔实的资料，诠释了新中国“第三代”青年在特殊历史背景中的成长经历和变化：“革命化”教育使青年一代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扮演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嗣后，一些年轻人又在苦难经历中反思文革，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成为中国历史转型的先声。你对新中国“第三代”的思想轨迹作了深刻的分析，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作。
阁下文章中阐述的红卫兵运动，是一个长期存在着争议、至今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记得文革时期有人这样评价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红卫兵运动是宣言书，红卫兵运动是宣传队，红卫兵运动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红卫兵运动么？”
这种文革时期特有的思想和语言，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大大美化和拔高了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正如你说的：
“红卫兵在‘红司令’的带领下演出了一场大浩劫。”“‘文革’的军事色彩值得注意。”“红卫兵就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在‘破四旧’中集合成为群体。面对‘阶级敌人’时，根据惯例发生类似义和团那样极其残酷与愚昧的行为，形成吞噬千万人生命财产的红色恐怖的‘武化’革命，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与再现。”
是的，红卫兵运动并不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也不是什么“宣传队”、“播种机”，它“不过是历史的延续与再现。”。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义和团为“慈禧太后的红卫兵”。中国最早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义和团运动开始的。当年，义和团把引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等，都加以焚烧和破坏：不仅盲目仇外，杀洋人，而且跟西方文化有关的中国人，如基督教徒，甚至带西洋眼镜、穿西装的人，也遭到屠杀。同样也可以说，红卫兵是“毛泽东的义和团”：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通过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清政府对西方列强实行的卖国主义、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从而引出对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地代理人”的的公开批判。毛泽东极为赞赏戚本禹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发表是标志“文革”开始深入到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的里程碑。当时报刊上还出现《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从“切洋街”到“反帝路”》许多文章，把义和团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导和榜样而加以歌颂，从而推动了红卫兵“造反精神”的高昂和发展，以致文革中红卫兵许多“极其残酷与愚昧的思想行为”（如“破四旧”，烧、杀、抢，盲目排外等）与义和团如出一辙。在国外，类似的组织有德国的“党卫军”，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沉渣的泛起。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为极权统治和“个人迷信”直接服务的政治、军事或半军事组织。例如，义和团效忠于慈禧太后，为其“扶清灭洋”、反对“变法”服务：义和团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口号，“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李鸿章和奕劻，“三百羊” 指主张和支持变法的大臣。党卫军崇拜“元首”希特勒，口号是“我们是元首的栋梁！我们是帝国的希望！”“为德国而死是至高的荣誉”。希特勒利用党卫军为其“复国”、“排犹”和建立世界霸权服务。毛泽东利用红卫兵的“三忠于，四无限”、“生为毛主席的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路线而献身”、“造反有理”，为反“帝修反”、整“走资派”、“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服务。
——严密控制，队伍庞大。文革期间，“红司令”之下，有“四人帮”和“中央文革小组”指挥红卫兵。慈西太后也有“亲贵四人帮”（荣禄、载漪、载勋、载澜）和“御前小组”指挥义和团。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有十余万人。受希特勒直接指挥的党卫军，从开始的几个准军事组织，发展到几十个正规师，最多时达90多万人。“伟大领袖”8次检阅红卫兵，总数在1000万人上下，就其规模来讲，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造势方式十分相似。义和团的服饰：大红布裹头，胸前挂着红兜兜；设坛、拜神仙、练拳、立总坛，升黄表、烧香、请神念咒语。红卫兵的服饰：左臂套红袖标，手握语录本，胸前憋像章；设宝书台，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三呼万岁，跳忠字舞……党卫军以两道闪电（变形的‘ＳＳ’，德文Die Waffen Schutzstaffel的简写）作为标志；其着装和旗杖队十分整齐威武，有一定的礼仪，如右手向上平伸，呼喊“嘿，希特勒！”等等。
——手段极其残暴。据史料记载：义和团仅在北京就杀死241个洋人和中国基督教民2万余人，烧毁教堂和市民店宅数以千计，引来八国联军侵入。党卫军设立“集中营”，屠杀了500万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红卫兵在文革中“破四旧”，火烧英代办处，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据同兴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记載：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就打死1772人，毁坏文物古迹4922处；人们从熔金厂、造纸厂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图书资料320多万吨，古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未曾抢救出的被毁文物不计其数。叶剑英说，文革期间全国死了2000万人，伤了1亿人；被毁的文物古迹更是无法统计。李普认为，“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这场“邪教大骚乱”的开路先锋便是“红卫兵”。
——流毒极深，后果严重。你的文章说：“革命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要被认为是敌人，其生命就毫无价值。……因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竞由教育当局正式传授给第三代。第三代也确是接受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把女校长卞仲耘毒打至死，便是一例。其实，岂止一个卞仲耘？！在全国有多少善良的人被红卫兵和教唆者打死或折磨死？！一群天真未琢的中学生，未谙世事的女孩子，忽然间变成打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文中提到的那个马笑冬，我是十分熟悉的：一个善良正派的女孩子，文革中也打了人，只有15岁。“在那种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政治立场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下，我的认识不足以让我选择比较温和的做法……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马笑冬如是说。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引来八国联军入侵；嗣后又成为“替罪羊”，被清庭屠杀向侵略者谢罪。同样，刘少奇“司令部”被打倒后，红卫兵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走资派”东山再起，“造反派红卫兵”被划为“三种人”，其中一些头面人物沦为 “阶下囚”。政治风云如此乖谬诡变，有人发出了“不平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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