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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爱知识分子，更爱阉割知识分子
酷爱阅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则有言：“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那么，光武帝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毛泽东如此推崇？
爱儒士，更爱不捣乱的儒士
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在河北称帝，重建刘汉皇朝。次年，即建武二年，在国家职官上重新设置了太傅，并让名儒卓茂担当此职。
光武帝很明白，自西汉宣帝、元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获得充分发育，已然掌握了对国家政权合法性—也就是“道统”的解释权；光武帝本人在公元25年登基称帝，所获取的还仅仅是国家机器—也就是“治统”；“治统”必须获得“道统”的认可，才能够获取合法性，进而绵延传承后世。
收拢知识分子，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倒还不是如何无差别、无歧视地把不同背景之人编织到统治秩序中去，而是如何处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
正如今日之知识分子群体多有“左”与“右”、“自由”与“权威”之类的区分一般，汉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样也存在着截然的政治思想对立。具体则表现为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个中分歧被历代学者研究得极为复杂，不妨简单言之：古文经派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而今文经派更看重后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也就是前者有“原教旨倾向”，而后者则有“离经叛道之嫌”。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则是今文经派比起古文经派来，更重视谶纬。
相对而言，刘秀更喜欢被谶纬之学笼罩着的今文经学。
不光是刘秀喜欢今文经学，西汉自汉武帝而下，除却王莽，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学—西汉时期，国家所立的十四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其原因正在于：今文经学已被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所污，对社会的批判性严重降低，朝廷正好可以借其为“治统”的合法性正名，又少了许多“知识分子”捣乱的忧虑。
爱经学，更爱用经学搞迷信
光武帝本人在学术造诣上相当有限。其对今文经学的热爱，也与学术无关，而是关乎迷信。这一迷信就是“谶纬”。
刘秀以谶言来决定自己下一步如何行动的事例相当多。譬如：在他即皇帝位后，在确定重要职官的人选上，往往依据的就是谶文。《后汉书•方术传》说：“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意思就说：王梁、孙咸这两个人，因为与谶言里的人名相吻合，就被光武帝破格提拔，做了大官。
对谶纬的极端迷信，以及谶纬对行动和决策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导致刘秀在推广儒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倡导谶纬。
首先，刘秀本人即是精心研习谶纬书籍的模范。《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初，军旅间贼檄日以数百，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
这真是相当诡异的一幕：戎马倥偬之间，三军主帅帐中灯火通明，主帅看的不是军事地图，而是一本本算命卜卦的迷信鬼神之书。
上行下效。刘秀的率先垂范，自然会对下级及民间产生巨大影响，研习谶纬的社会风气，伴随着刘秀势力的不断壮大，一路高涨。
其次，刘秀对敢非议谶纬的臣下，一律严厉处罚，或长期不加重用。
基本上，刘秀对臣僚非议谶纬是相当敏感的。大儒郑兴曾与刘秀谈论关于郊祀的事，刘秀询问：“用谶纬来决定用哪套方案好不好？”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当场翻脸，逼问郑兴：“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不得不诚惶诚恐地再三解释：“臣只是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完全没有反对的意思。”史载，郑兴最终仍然因为不懂谶纬而未获重用。
刘秀利用最高皇权，极力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谶纬知识，维护谶纬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这也直接导致谶纬在东汉初年的传播，较之西汉后期和王莽时期有着更明显的普及性，谶纬在社会中的影响更为深远。
水到渠成。刘秀在他当政的倒数第二年，即中元元年（56年），终于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以后，谶纬所凭借的根本经典—《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被正式确立。这样，谶纬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朝廷也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并严厉控制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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