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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思考——给社科院谢昌逵研究员的一封信
“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今天的‘三种人’，当年也像老红卫兵的父兄跟着毛泽东斗地主、斗右派、斗‘自己人’一样，跟着毛泽东斗走资派，其目的也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何老红卫兵的父兄跟‘毛’的错误能被原谅，老红卫兵本身打砸抢的错误也能被原谅，而造反派红卫兵的错误就不能被原谅呢？今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仍然在被热烈地歌唱着，跟着这‘大救星’闹革命的人却‘永世不得翻身’，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李飞飞 石名岗：《对红卫兵运动不能一概而论》 載2010年12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2010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发表王友琴《“带了个好头”：红卫兵向被斗老师道歉》一文。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跟帖数十件，许多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例如：
——“凭什么要红卫兵道歉！该道歉的是走资派。是我们的制度、文化和教育。”
——“红卫兵不是空降兵，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何以兽性大发，殴打、虐杀平日里他们尊敬的师长？如果这是废品的报复，那么，是谁制造了这些废品？……”
由此可见，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确结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结束后，在“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当政者的善后工作，主要着眼于政权班子的更换，撤换和处理一些人，没有从政治体制、思想路线以及“个人迷信”诸方面，对文革进行全面、系统和彻底的批判和清理。对此，李锐有一段话说得好：“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则与‘宜粗不宜细’相反，应该‘宜细不宜粗’。所谓的‘细’，就是涉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的具体的客观事实，都要仔细查清研究。比如‘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泽东是何种心态，如何策划于密室，背着党中央进行暗中活动等等问题，只说‘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李锐：《翻云覆雨毛泽东》序言）或者，借用朱学勤的话来说，“应该反对的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更应该反对的是，以否定文革的方式延续文革。”正是由于文革的一些主要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清理，以致其流毒至今犹存，甚至十分嚣张顽固。
例如：在《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等左派网站上，经常刊有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文章，其中不少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产的反官僚主义的大民主运动”；“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文革,是积极意义大于负面意义”，“文革不可能失败文革注定要成为一种学科！谁也阻止不了！”如此等等。值得注意到是，2010年7月23日成立的所谓“中国工人（共产）党”，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代史和世界文明史的伟大贡献”。互联网上，还有人坚持：“红卫兵坚决地抵制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积极地执行和宣传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运动万岁！”
这支为文革叫好的队伍中，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的观点颇为离奇。王蒙在其“季节系列”的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
“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一次人民大联欢，是一次毛泽东的诗意盎然的狂想曲。这是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狂欢，超前思维的狂欢，这是意志的狂欢…… 毛泽东使青年一时间解放到了极致，去掉了一切绳墨规矩轰动了全人类，激发了世界。这有点残酷。一切循规蹈矩一板一眼对于生命对于青年就不残酷了吗？……”（转引自查建英：《国家公仆——王蒙是改革者还是辩护士》）
王蒙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新疆生活了16年。文革期间，由于他身处边陲，在维族朋友的保护下，得以安全地躲过了那场灾难。他因此踌躇满志，隔岸观火似的把“十年浩劫”看成是“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大联欢”，“毛泽东诗意盎然的狂想曲”，多么美妙、崇高，富有诗情画意！难怪不少当年高昂革命思想的红卫兵，至今仍在念念不忘文革和红卫兵时代。
就我所知，在北京至少有两个以上、以红卫兵运动为主题的餐馆和俱乐部，里面挂有马恩列斯和“红司令”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大幅图像，播放文革时期的音乐和歌曲；当年的“红卫兵”来到这里聚餐叙旧，怀念40年前经历过的辉煌岁月。我见过一份在公众场所散发的传单——“回忆激情岁月，畅想美限（原文如此）生活”。全文如下：
“还记得拿着毛主席语录激情呐喊吗？还记得红色文化下的红卫兵吗？一个伟大的人物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撼天动地全民一心的岁月历程，我们还记得多少呢？红旗飘飘红色文化一日行，将您的思绪又带回那充满欢乐与艰苦奋斗、激情与梦想的年代，这将将为我们提供巨大的精神食粮。好普俱乐部为了丰富中老年人的生活，特在红旗飘飘组织一次回忆五六十年代的大型演出与参观活动。活动内容：观看五六十年代激情岁月景点歌舞表演。品尝60年代红色文化下的美食。免费车接车送，免费提供午餐。”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现在政府掌权的各级官员，包括中央一级的“红二代”，大都参加过红卫兵，接受过红卫兵运动的“洗礼”，有的还是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骨干。这些“老红卫兵”中，不少人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张扬“唱红”“颂圣”文化，电视台、影视剧歌颂“红太阳”的节目绵延不断。2008年6月，在重庆市区，由当地政府组织的奥运火炬传递的现场，竟有身着绿军装、背挎绿书包、红卫兵打扮的舞蹈队伍，在革命音乐中昂首挺胸，握拳起舞，仿佛又回到了文革年代……
众所周知，“二战”后，希特勒法西斯给德国和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德国进行了全民大讨论和反思：“纳粹”和党卫军的罪行受到彻底批判，其主要负责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现行的“纳粹”思想和活动则为法律所禁止。在我们的国家，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是非，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清理。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至今没有被当政者认同。一些网上文章公开叫嚷为“四人帮”平反，主张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代走资派”。对于这些，主管意识形态的人从不表态反对，有关部门也不屏蔽、取缔和制止；而对一些真正爱国、爱党，敢于说真话,揭露和批判文革和历次运动的声音和出版物，则严加管制禁止，甚至以言治罪。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回潮复旧的迹象决不是偶然的。它意味着什么？将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引向何方？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惕吗？！
盛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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