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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删去了一处半世纪后仍令人心动的细节：196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罗隆基到章伯钧家，兴奋地告诉他：“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大致内容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66-367页）就是这一简单的条目让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历经风霜的章伯钧激动得彻夜难眠。当1957年的春夏之交，从位居庙堂的民主党派领袖如章、罗，到年轻的北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诚地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昙花一现的关键词。
北大学生、《广场》创办人之一沈泽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忆，1957年6月上旬，毛泽东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公开发表，这些学生还没有意识到鱼已入网、危机在即。他和张元勋、陈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据宪法确认民办刊物《广场》的合法身份，当然毫无结果。当他们辛苦凑集了2000元左右经费将原稿送进北京第一印刷厂，厂方竟没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费，绝不允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流出去。铅印无望，他们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他们还是习惯称为《广场》），并删除了几篇敏感文字，通宵达旦刻蜡纸、油印了五百份。6月22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开出售，片刻就被抢购一空。北大党委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通知，要买到《广场》的同学上交销毁。多数人在压力之下上交，并在北大食堂前公开焚毁，少数保存下来的《广场》历经一次次运动、浩劫也在历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国有幸保存着世上仅存的几份《广场》油印本之一。感谢朱毅，通过他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当年的《广场》，看到北大学生在1957年的思考。在读这份文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梦。
《广场》大体是将北大民主墙上张贴的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泽宜、张元勋这些校园诗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学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见地的政治见解。曹国臣的《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一文尖锐提出：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
难道人的尊严与基本自由可以随意被侵犯？
难道我们的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与我国政治发展相矛盾的吗？
怎样保证这些合理要求实现呢？怎样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与公平，个人与集体的最好结合？
他的答案是从根本上消解官僚主义，并具体提出四条要求：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
二、让人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
四、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
他表示要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但他向北大同学发出呼吁：“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你我今天和明天生活幸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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