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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工人对洋务运动认识的翻天覆地
【导读】姜铎刚刚接触洋务运动的时候，“照单全收”了全面否定的观点。他曾如此评价曾国藩：“只是梦想通过洋枪洋炮和洋船等所谓的军事实力，使清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使自己的势力得以发展罢了。”
张之洞俯瞰他创办的汉阳铁厂
20世纪60年代，上海钢铁五厂轧钢车间管理材料账目的普通工人姜铎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这一场争论不仅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也改变了姜铎的人生。然而，20年后，姜铎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烈派”，一变而为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
1978年， 63岁的姜铎，这时依然是上海钢铁五厂轧钢车间，一名管理材料账目的普通工人。一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约稿信。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运动正大规模地席卷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和平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更深的变化还发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标志，多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问题，实现了哲学上的澄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得以扭转。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知识分子获得了某种言论空间，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局面。文革后，各种学术刊物纷纷复刊、创刊，之前长期被视为禁区的学术领域得以恢复，知识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就重大问题和中国未来走向发表言论的勇气。而文革中因被四人帮“影射史学”利用而被诬蔑为“洋奴哲学”和“崇洋媚外路线”的晚清洋务运动，也自然被史学界提上了重新认识的日程。
于是，1978年夏天，重组后的《历史研究》编辑部，找到了之前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姜铎和黄逸峰，向他们约写关于洋务运动的稿件。60年代，正是他们两人，引发了新中国有关“洋务运动”的大讨论。
■蒋介石·曾国藩
姜铎对于“洋务运动”，本来没有什么研究。1960年，因着手准备编写一部江南造船厂的厂史，他大量翻阅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及牟安世的《洋务运动》等著作，才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这一史学领域。
当时，大陆史学界对于洋务运动，依然遵守着范文澜等人的观点。40年代，范文澜在写作《中国近代史》时，对洋务运动定下了全面否定的基调。书中指出：洋务派“是封建军阀经过外国侵略者改造，适合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用的新军阀”，“是外国侵略者选择的最顺从的代理人”。解放前，“为了揭露抨击蒋家王朝，有人追溯渊源，断言它的始作俑者就是洋务派”（乔还田、晋平《洋务运动史研究叙录》）。例如，范文澜曾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著名檄文，痛骂的是曾国藩，而矛头直指则是对曾国藩尊崇有加的蒋介石。解放初期，范文澜的观点，在新中国史学界，便成为“一边倒”的定论。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关于“洋务运动”的专著只有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书中写道：“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样的观点，也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教材中。
姜铎刚刚接触洋务运动的时候，当然也“照单全收”了全面否定的观点。他在写江南制造局一章时，提到曾国藩的一句话，“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硬是武断地说：“曾国藩这里所指的‘永远之利’，绝不是什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永远之利，而只是梦想通过洋枪洋炮和洋船等所谓的军事实力，使清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使自己的势力得以发展罢了。”
■第一次争鸣
不久，八卷本的《洋务运动》史料出版问世，为正在主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的姜铎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他决定抽出功夫，将浩瀚的八卷史料书，从头到尾翻阅一通。
然而，当他对所有史料进行鉴别、分析之后，也开始对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他“越翻阅越怀疑”，觉得传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够全面的”。慢慢地，逐步酝酿写成了一篇万言以上的长文，并提交到经济史研究室学习会议上讨论。当时，多数同事认为不宜公开发表，文稿便压了下来。
1961年11月，全国的政治空气一度出现了些松动。《文汇报》理论版的负责人，想组织一些有创见的文章，活跃学术气氛，向姜铎约稿，姜铎便交出了那篇洋务运动的长文。很快，他们将姜铎的文章分作三篇，连续在《文汇报》理论版上登出。
姜铎认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薄弱的，效果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三篇文章，紧紧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要害问题，毫不讳言洋务运动的进步性。短短二十几天，它们的连续发表对于当时“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史学界而言，不啻三声重炮。对于当时沉闷的学术讨论氛围而言，这种质疑与问难，这种大胆的行为，也开了新中国史学界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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