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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工人对洋务运动认识的翻天覆地
姜铎意犹未尽，又写出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略论洋务运动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1962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第8期上。接下来又和黄逸峰合写成《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篇长文，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洋务运动为何破产，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通过对比，提出了他们的观点。通过以上文章，姜铎提出，对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不应视而不见。
姜铎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报刊上，很快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不少同姜铎商榷的文章，赞同者少，反对者多。估计全部文章达50篇左右，成为建国后关于洋务运动学术争论的第一次高潮。
姜铎认真研究不同意见，力图将洋务运动的讨论引向深入。一开始各方也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慢慢地，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当时，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政治空气开始逆转。一部分人便乘机对姜铎的洋务运动观点，上纲上线，当作路线方向问题批判起来，对此，姜铎只得以沉默作答复。1964年下半年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难以进行，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和探索也嘎然而止。
就这样，姜铎掀起的第一次洋务运动大讨论，在高涨的“左”倾思潮中，无功而返，洋务运动依然被重重地压在反动历史的牢狱之下。不仅如此，在随之而来的一场场运动里，姜铎对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些列成果，更是被当作“罪状”而进行遭到蛮横的讨伐。
■因洋务而受罪
1966年6月6日，正在乡下搞四清运动的姜铎等人，突然接到通知，命令他们立即返回上海。当回到位于上海陕西北路的经济研究所时，姜铎发现，迎接他们的是在大礼堂挂满了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总张数，估计有四五百张之多，张贴在牵引着的尼龙绳子上。”（姜铎，《学生·战士·学者——我的人生三部曲》）大字报的内容，姜铎已来不及细看，但触目之处，所里几位老教授及学术权威已统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文革开始了。
他一直比较尊敬的副所长黄逸峰，被说成所里二号走资派，而且还外加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以及为洋务运动头子曾国藩、李鸿章翻案，等等罪行。大字报中，姜铎也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经济所革命领导小组认定他是黄逸峰的帮凶和狗腿子，罪名则是“为崇洋媚外的洋务运动翻案”。
1966年八、九月间，上海的“批斗风”、“破四旧风”、“串联风”等等，已十分盛行。经济所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已被革命群众装上大卡车，戴着高帽子，开到马路上进行游斗。姜铎还只是一位普通研究人员，主斗还不够格，但也被揪出去陪斗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南昌路的科学会堂，批斗的对象有曾任上海宣传部长的石西民，市劳动局局长王克，经济所的姚鼐、黄逸峰和姜铎，还有两位荣家的人员。批斗的主题，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做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他们七人，一字排列在舞台左首，每人后面有两个革命群众押着，等着依次批斗。
当革命群众代表点到黄逸峰名字时，黄逸峰硬顶着不肯认罪。这时，姜铎早已憋了一肚皮的冤气，忍耐不住，便大叫一声“冤枉”，跳下来台，大踏步奔出会场。当时，造反派尚未形成气候，一时也奈何不了。
第二次陪斗是在大隆机器厂，主斗是黄逸峰。他们商量，不再闹会场，而是作说理斗争。他们台上讲，我们编写大隆厂史，绝不是为严家资本家树碑立传，而是研究中国民族资本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摸出规律，提供历史借鉴。两人一唱一和，竟将台下的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台上造反派高呼“打倒黄逸峰”时，台下工人们应者了了，批斗会成了两人的说理会。
1967年下半年，造反派采取了一种新的专政方式，美其名曰“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造反派可以专政对象侵犯人身自由，变相扣押，变相的监狱。姜铎因为做地下工作，就被造反派污为勾结敌人，被“隔离审查”了。这时，隔离室已成为造反派专门整人的武器，管制也越来越严，文革初期自由松散的景象，已被一扫而空。
1969年元旦，姜铎等被下放到奉贤市干校，继续隔离，除参加劳动外，主要靠带来的《红楼梦》、《西游记》消磨日子。同年春，造反派忽然“开恩”，宣布解除姜铎隔离审查，参加干校劳动改造。同时，自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半之久以来，也享受到了一月回家四天的待遇。此后，姜铎便在干校造反派群众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劳动了一年半时间。
1970年暑假，干校结束后，姜铎又被分配到上钢五厂“战高温”。原规定“战高温”只有三个月，但“结果是战了高温战低温，年复一年，无人问津”，直到“四人帮”倒台一年多后，才又重新上调分配工作。姜铎不无抱怨地说：“我参加抗日战争，也只抗了八年，参加战高温，居然也整整战了八年！”
■新论战
文革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1978年秋，中央限令下厂干部必须在国庆节前一律重新分配工作，姜铎终于结束了“战高温”的尴尬地位和生活。当时，因上海社科院尚未恢复，姜铎暂时被分配到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史教研室，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
在学术研究中断了十年之后，突然接到《历史研究》约稿信，黄逸峰和姜铎都十分重视。他们商量了文章内容要点后，姜铎利用两个月时间，执笔写成《重评洋务运动》初稿寄去。文章采用了两点论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存在着反动与进步双重作用，两者不可偏废，但仍是一个反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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