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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工人对洋务运动认识的翻天覆地
然而，这样的观点，却没能符合《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意图。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新的理论思考的指向。在这种社会思潮转变的背景下，具体到晚清的洋务运动而言，对它的评价也自然发生了变化。之前以政治标准衡量，它是反动的；而今，从经济角度着眼，则又体现出发展工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面。
因而，《历史研究》编辑部回信，要求黄逸峰和姜铎修改稿件，改变洋务运动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同时存在的观点，应提高到是积极与进步的运动。然而，黄逸峰和姜铎并不同意修改，坚持原来的“两点论”和基本否定的观点。
《历史研究》一面于1979年第2期刊出这篇文章，一面又组织湘潭大学老师徐泰来写成商榷文章——《也评洋务运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文中明确表示“洋务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徐文从洋务运动创办了大量近代企业、传播了科技、开了新社会风气及有利中外往来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黄逸峰、姜铎于是写成《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上，同徐泰来商榷，认为徐文“不适当地夸大了洋务运动客观上进步的积极的一面”。1981年，徐泰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认为评价洋务派的唯一标准，归根到底“是看他们的行为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坚持这一尺度，那“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
这几篇文章一发表，反响激烈，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史学界，又掀起了一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大讨论。论争双方，阵营分明：黄逸峰、姜铎为甲方，徐泰来、章鸣九、李时岳、胡滨等为乙方。黄逸峰、姜铎坚持洋务运动存在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的两点论，而且后一方面占主要地位，因而不能称之为进步运动。乙方则“高高举起洋务运动全面进步论的大旗，把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大进步运动”。
■“老洋务”的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潮下，这次新的论争，乙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姜铎说：“他们挟着代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猛冲猛打，不仅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一派，置之脑后，不屑一顾，甚至对我们的两点论，也企图一举攻垮。”当时，姜铎他们不仅处于少数的劣势，而且黄逸峰已是重病缠身，大多时候，只有靠姜铎“孤家寡人在独木支大厦”。
1980年12月，洋务运动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掺入新论争的两派外，曾经全面否定派的代表，也积极出席会议，比如写有专著《洋务运动》的牟安世，此时也改变了看法，认为洋务运动的性质，除了存在主观反动的一面外，还存在客观进步的一面。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历史教材中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也开始出现扭转。1981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完成一套新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在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中，对洋务运动采用专节介绍，分为总理衙门的建立和洋务运动两部分。
在评价上，采纳了姜铎的两点论，既剖析其封建专横、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消极面，又指出其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抵制外国势力扩张的客观进步性，不再斥责洋务派为“卖国贼”。基本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为洋务运动翻了案。（《从洋务运动评价的变迁看初中历史教材的改革》）与激进观点已是司空见惯的史学界不同，时至今日，历史教材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依然沿袭着相对“保守”的两点论。
耐人寻味的是，当洋务运动的名声越来越好时，黄逸峰、姜铎两位曾为洋务运动翻案的学者却又成了坚定的“否定”者。两年后，第二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黄逸峰已病重，未能出席。会议上，分组讨论时，不出意外，全面肯定论占有绝对的优势，姜铎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与20年前姜铎发起第一次洋务运动学术讨论高潮时相比，姜铎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烈派”，一变而为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
而就是在这一次“激烈”，一次“保守”的反复中，时代的大潮已经汹涌而过，那些因时代背景不同而折射在洋务运动这个历史问题上的争论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姜铎先生长女姜霞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大量资料，特此感谢。）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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