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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洋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只是跺脚吼歌喊口号
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大家乘坐一辆豪华大轿车回锦江饭店。车的速度很快，通过郊区向市区行进。在这段路程中，代表团的人几乎都在闭目养神。
车进入市区之后，车速明显地减慢了，美国朋友们马上又变得活跃起来，好像是经过一尊毛主席大的雕塑像时，有几位显得很激动，掏出毛主席语录本挥动着，齐声喊口号：“long long lives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一带头，几乎所有的洋“红卫兵”们都掏出语录本跟着喊了起来，我们也激动地挥起语录用中文一起喊，大轿车里一片口号声。过了一会儿，有位女大学生带头唱起洋味十足的中文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连续唱了好几遍，有的还边唱边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他们唱这个歌虽说中文咬字不准，但整齐有力，而且音调很准，真有中国红卫兵唱语录歌的味道。他们兴奋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便通过翻译告诉他们，用这个歌的曲子，还可以唱成“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一学就会，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锦江饭店。在下午前，他们不但一齐唱，而且边唱边有节奏地跺脚。这个劲头，更像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疯”了，在陪同他们的四天中，只见他们“疯”过两次，其它的时候，他们总是显得那么懂礼貌、有教养、讲文明，尽管思想上他们有时显得比我国当时的政策都“左”。
第二次“疯”是12月31日晚上，上海市外事组在锦江饭店为他们举行了一次迎新宴会，那时的宴会十分丰盛，菜都不知道上了多少道。宴会后，开了个联欢会，但主要是他们轮流表演节目，节目分别是个人或几个人表演，“压轴戏”则是集体表演，个个都参加。这个节目可充满了火药味，一个人站在前面指挥，24个人排成两行，后面的人用双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双肩上，指挥者打着拍子，大家边走边唱、边唱边跺脚。唱的那个歌也颇有“文革”味道，整齐有力，如同喊口号。伴随着歌声，二十多个人组成的两条“长龙”在餐厅里转起圈圈来，步伐也很整齐有力，把地板跺得“咚咚”响，边唱边跺脚。我忙问翻译他们唱的是什么歌？翻译笑着说：“他们唱的是‘警察——狗’。这是一支反战歌曲，美国的大学生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上街游行，警察出来阻挠，抓人甚至打人，大学生们为了不让被警察抓走，免得被拖出去遭到毒打，就排成这样的队形，边走边齐声骂警察是狗。慢慢地骂声变成了歌声——骂警察的歌，所有参加反战的学生几乎都会唱的歌‘警察——狗’。”
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事事好奇，特别关注敏感问题
上海市外事组安排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在沪的活动内容为：31日上午到上海柴油机厂和一个居民新村参观，下午好像是自由活动。元旦那天，上午参观党的“一大”旧址和静安区少年宫，下午到徐行公社参观。2日，上午由上海市革委会来人与他们座谈“文化大革命”，下午参观上港五区和一个造船厂。3号上午离开上海到广州访问。可以说时间安排得很紧。
12月30日下午，谭“核心”向代表团的学生介绍了在上海参观访问的内容，当他们听说要参观中共“一大”旧址时，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有的学生马上提出，要求与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座谈，请他们介绍和敌人战斗的情况。谭“核心”笑了笑，没有表态。
美国的学生穿着五光十色，白人男的多为西装、猎装和夹克之类，女的多为西装裙和夹克。至于黑人等美国少数民族的服装就更是多样化了，什么样子都有，记得有对印第安人夫妻的衣服，就是披着的毛毯——在棕色毛毯中间剪一长道，扎上边，成了一个洞，头往洞里一钻，毛毯套在身上，便成了大衣。他们穿着这么有特色，十分吸引人，特别是上海人中又有些非常爱看热闹的人，弄得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围得紧紧的，少则数十，多则数百。当时上海不准在街头围观外国人，在美国大学生参观少年宫、“一大”旧址和几次到剧院看节目时，都出动“工纠”（上海工人纠查队）来维持秩序。而这些“工纠”实在太凶，不是劝大家不要围观，而是当着美国大学生的面，用野蛮的动作把围观的人推来推去，好几次把人推倒在地。中联部的同志看不下去了，有位年纪稍大些的同志对上海外事组的同志说，请维持秩序的同志别那么推来推去，在外国人面前要注意影响。上海外事组的也认同他的意见，我记得老桂从一个参观点回来后，就跟有关部门打电话说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没有用，上海“工纠”在那时可是“老大”，他们能听得进谁的话？这种对围观人的野蛮行径，一直到送走美国朋友也没有改变。
在被当时看成穿“奇装异服”的美国大学生中，“围观率”最高的不是那对印第安人夫妻，而是日本裔的小伙子埃德蒙·小知山。这个只有16岁多的小知山，留了一个披肩发，头发披到了背上，让上海人感到瞠目。中联部的同志讲，小知山来到中国后，在北京有关部门也引起了议论：“这么一个颓废派，怎么作为革命者被请到北京？”这个议论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耳朵里，所以总理在接见他们时，专门指着小知山说：有的年轻人为什么留长头发？是不满社会，是抗议的一种形式嘛。你说对吗？小知山（大意）。小知山连连点点头。这位小知山，个子又瘦又高，戴着一副太阳墨镜，与其他美国大学生那热情奔放相比，他显得很冷淡，每天见了面，微微点点头，几乎不说话；参观时也显得漫不经心。
美国大学生在上海期间，除了31日晚是迎新联欢外，天天晚上有节目。12月30日晚上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元旦晚上看芭蕾舞《白毛女》，2月2日晚上看上海杂技团的杂技，每次的座位都是前几排。美国学生对《智取威虎山》都比较感兴趣，华裔的董其昌更是兴致勃勃，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这个戏真好，特别是武术（指的武打动作）好看。”他还告诉我，在他们来中国之前，《红色娘子军》在纽约演出了一场，当地华人都挤着去看，一张椅子挤上了好几个人，个个挤得浑身流汗。看《白毛女》时，在杨白劳被迫害致死时，有的女学生边看边用手帕擦眼泪；当演到王大春和喜儿抓到黄世仁的时候，他们都热烈鼓掌。至于杂技节目，美国学生更是一次又一次地鼓掌。
美国大学生都对林彪的事情比较好奇。有一次，一位女学生在车上与我聊天，突然话题一转问我：“你们的林彪副主席现在身体健康吗？”翻译忍不住笑了，边笑边跟我说：“其实，她们都知道了林彪的事，你笑一笑就没事了。”我便按翻译说的笑了笑，那位美国女大学生跟着抿着嘴笑了起来。对于林彪这个敏感问题，除这次外，美国朋友还涉及过一次，那是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大批判专栏前，有位女大学生问我：“这个大字报写的是什么内容？”我通过翻译介绍是批判“天才史观”。她马上很敏感地提出：“大字报是个好形式，你们批判天才史观，是不是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她已明显地问到了批判林彪这件事上，我又只得笑了笑，她也再没有问下去。其实这种图文并茂的大批判专栏并不是大字报。后来，我发现他们虽说在美国就知道中国有“大字报”，但“大字报”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弄不清。他们在居民新村参观时，看到一些电线杆子上和墙上贴了一些“换房”之类小纸条，忙去问翻译：“这些大字报写的什么内容？”翻译向他们作了解释，他们感到很奇怪：“那为什么不去登广告？”他们哪里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取消了广告。
在参观的过程中，美国朋友绝大多数看得很认真。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风云”号上，他们爬上爬下，热情很高。看到船长的休息室只是比其他船员的休息室多了一张办公桌，面积稍大一些，引起了他们大加赞扬，有的显得很激动，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了船上竟有四处英文差错，“船长休息室”这块挂在门前的铜牌上的英文字母就有错字，弄得上海外事办的同志很不好意思。
根据外事组的要求，我多次向美国朋友了解周恩来总理关心的“公害”情况，他们当时介绍很多污染的情况，现在都在我们国家重复。我记得他们说“公害”严重的地方，空气使人心里憋得难受；洛杉矶有的地区污染到了不敢让小孩子上街，鸡蛋不能吃的地步。他们正说着，车过苏州河，一股刺鼻的气味冲进车内，美国朋友们或用手捂鼻子，或用手作扇状，有的说：“这就是公害”。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们国家会治理好的。”他们有的说：“相信会治理好的。”
美国这些进步大学生，对中国充满好奇，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经历和中国的现状充满好奇。他们参观时提出很多问题，在我的记录本上，记下了当年他们的提问。在党的“一大”旧址参观时，他们的问题是：“两个第三国际代表，在‘一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大’代表的阶级成份是什么？五四运动与党小组有没有关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在党的早期，有些大学生参加了党，他们怎么样与工人联系的？党成立初期，工农基础怎么样？（革命）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还是（工农）要求并不迫切……”
在船厂参观，他们的问题问得更多：“文化革命前的机构是什么样的？女工有多少？文化革命前党员有多少，现在有多少？船厂是否有医院、托儿所？每个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对残疾人怎么安排工作？到这儿来参加劳动的大学生多不多，文革前多不多？军代表的任务是什么？对工人的政治学习怎么抓的，采用什么形式，具体学习什么文章？船长、大副参不参加劳动？生产定额是不是要交群众讨论？工人有没有自己的组织，有没有工会，他们怎么样活动？”在他们与工厂代表座谈的时候，工厂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军号声，那个时候全国很多地方搞军事化管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听起来习以为常，但美国朋友很敏感，马上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工厂里响起军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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