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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回家:富国岛上最后的中国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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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莫兴业(遗像)和他的越南遗孀。莫兴业今年7月病故,已办好护照准备回国探亲的他永远没能等到回家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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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滞越期间病故兵民纪念碑,如今被荒草杂物包围,成为孩童的嬉戏地。
余生
留下的1500
多人只剩他
越南的国庆节氛围不仅洋溢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街头,在富国岛上同样是红旗飘飘,胡志明的头像被贴上大街小巷,电视、报纸每天都用大量的版面和时段报道与国庆节相关的内容,号召学习胡志明精神的专栏天天都刊登在报纸的头版。街头的宣传栏里,越南的独立与解放成为了主题。
潘家任是岛上唯一的专业中文导游,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游客是他最愿意带的团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最后的老兵余集年。“其实这些国民党兵是这个岛上最早的建设者,但现在他们的日子最苦。”潘家任说,现在居住岛上的人多数是新移民,而过去的老兵多数生活在乡下。
由于多年来,在越南没有华文教育,使得这些老兵的后代都不会说中文;近年虽然放开了中文教育,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自然等科目仍属于禁区。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对中国几乎没有认识,他们是标准的越南人。
“1953年,台湾派船过来接我们回去,但是当时我已经在这里做工,几乎算是脱离了部队。”总是吃不饱饭的余集年和其他一些士兵开始外出谋生,年轻力壮、头脑聪明的他们辗转到越南南部各个省打工,其中一部分人在越南讨了老婆,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因为生病,或者遭毒虫叮咬而命丧异国。
回乡无望,这些老兵唯一的希望是去台湾,而士兵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富国岛留越国军汇编》中记载,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1952年10月,黄杰在法方安排下搭机秘密先行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报告富国岛官兵的情况,并安排具体的接运工作,一个月后黄杰再返越南,三年郁闷一扫而空,带着放松的心情,他趁机饱览山光水色。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两艘军舰到达富国岛阳东港,3万人分7批离开,而另外1500多人自愿留在了富国岛。余集年这时已经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而且很快就要结婚。“我想在哪里都一样,当时这边还是法国人管理,做工可以挣足够的钱过日子了。”余集年用含糊的广西话说,他的妻子是祖籍潮州的华侨,是他在打工过程中,通过其他华侨介绍认识的。所以他决定和另外的1500多人留在越南。
离开前,黄杰在富国岛为死去的官兵立下了一块纪念碑。至今,这块碑仍然矗立在富国岛阳东的村庄里。只是这块碑前不再有人祭拜,周围盖满了民房,碑下堆满了垃圾。孩子们在这里游戏,打闹,他们读不懂碑面上的那些文字:“中华民国留越国军病故纪念碑”,题写碑文的正是黄杰。他在告别富国岛前夕留下诗句:去岁忘情曾烂醉,而今病胃怯杯多。中原自有重逢日,风雨南邦奈别何。
在法国统治时期,只要在越南合法缴纳税收的人,很容易就能拿到越南身份证。余集年和许多留越老兵一样,成为持有越南护照的第一代华侨。凭此,余集年在越南南方做工、经商,逐渐融入了越南社会。但很快,北越政权将美国人赶走,整个越南都解放了。有条件的人纷纷外逃,而这些正在搭建自己事业的老兵却不得不留在越南,他们用尽力气,却只能勉强糊口。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大多也只能依靠子女提供粮食勉强度日。
而另外一些老兵再次卷入动荡不安的越南战事,依然是在意识形态争夺的过程中死的死,伤的伤。“几乎没有了,大多数被接走,留下的那部分有的参加了越共,有的参加了南方伪政权的军队,死的死,逃的逃。”余集年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他用更加含混的广西话说,有的人死得很惨。
他们渴望回到家乡,“但也只能走到中越边界的地方,远远地看一看。”《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说,许多老兵后来到了西贡(胡志明市),向台北驻胡志明市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去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方也不好接收,这些老兵后来都生活得很惨。”
在记者去越南之前,刚刚将老兵余集年接回广西探亲的孙春龙说,在岛上现在还有3名老兵,但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不知道哪年这些老兵就全部消失了。按照孙春龙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老兵莫兴业的家,但老人没能等到回中国的那一刻,就在孙春龙带着余集年离开越南后的第三天,离开了人世。
拥挤泥泞的村子里再也看不到莫兴业老人的足迹。老人的灵堂设在堂屋正中央,白色的布帘上用越文写着悼词,正中挂着老人的遗像。老伴从屋里翻出老人生前的箱子,里面都是他与家人的书信,和护照、房产证放在一起。1995年老人第一次与家人取得联系,今年补办了护照,准备最后回一次中国,但护照还没启用就永远地离开了。
而另一位原居住在阳东海湾边的老兵,也于记者到来前,追随打工的儿女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如今在富国岛,余集年成了能够找到的最后一个老兵。
(南都记者占才强 云南信息报记者 李元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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