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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信仰？
中国今天除了三自教会，还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在没有合法登记的场所聚会敬拜。这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被中国人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地下教会”。由于家庭教会的自发性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不能向政府进行相关的登记备案，因而常常受到各种刁难、恐吓和打压，甚至迫害。虽然我党都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信仰自由早就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之中，这就是说，公民选择信仰基督教本身将受到宪法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宪法之下，政府又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被视为非法。这意味着，我国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每周都在参加非法聚会，只不过政府默认了这种聚会形式。家庭教会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三自”教会教堂太少，仅以北京和上海为例，解放前这两个城市各有大型教堂几百家，现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信徒聚会的需求和出行的便利。另一方面，基督徒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也在上帝掌管之中，惟有上帝才能改变世界，也才能影响并改变人心！
上帝是否存在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怀疑，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少地看见上帝的行动。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的前后，甚至有人直接喊出了“上帝已经死了”的口号。
人们可以破碎一个旧神话，同样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理念。当物理上的上帝已经被人从脑海中淡化的时候，康德却说：即使这个世界上上帝真的不存在，那么因为需要，我们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如果说，上帝是宗教的需要，那么宗教就是道德的需要。如果没有了上帝，那么还有谁能够管理超出道德，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行为呢？按照康德的理念：上帝应该是真、善、美的代表，是智慧、正义、力量的化身，是道德行为的审判者。人们需要真善美，需要智慧、正义、力量，需要道德审判，这些离开了上帝，几乎是无所适从。
拿破仑曾经说过：“基督存在的本质是奥秘的，我并不明白。但我明白一件事，他能满足人心。拒绝他，世界就成了一个费解的谜；相信他，人类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圆满的答案。”有人曾问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士（H.G.Wells）谁是影响人类历史最甚之人时，他回答说：“若按历史的标准来决定，此人非耶稣莫属。”
歌德这样一位对基督教持有偏见的天才，到了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神真要来到世间，他必然是出现在耶稣这人身上。”歌德晚年对信仰有过精辟的论述：“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歌德的话深刻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一直以来，没有官方权威的数字。今年8月11日，中国社科院才打破沉默，发布了立场鲜明的《宗教蓝皮书》，称我国现有基督徒2305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
如果从传教士马礼逊踏上澳门码头的那一天算起，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官方的数字向来都很谨慎，而民间的数字向来又很乐观。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万，甚至超过了一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要数倍于官方三自教会。然而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并没有一个真正令世人信服的数字。而真正准确的数字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可以肯定，中国基督徒的队伍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基督信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信仰绝不是以枪炮为后盾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而是润物细无声，那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传道人正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地在奔走中国大地，撒播着福音的种子。这样的大使命，中国本土的理想、佛教、道教和儒教为什么没有做到？后者都有强大的政权力量或有上千年扎根中国本土的历史。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最普遍的信仰是权力和财富。是的，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广泛思考被当今社会所关注。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能平心静气座下来，学习和讨论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连温总理也在写下仰望天空的诗句，可见信仰在中国社会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都曾有过迫害或排挤基督教的历史，韩国和日本比素有包容之心的中华民族在排挤外教方面做得更为偏激和彻底，而当时也正是日本和韩国社会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经济落后的黑暗时期，今天这两个国家从社会制度到科技，和西方己经没什么差别，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两国并没有因此丧失民族性，在许多方面其实比中国民族性保存得更为纯粹。
从基督教在全球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来说，基督徒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正从历史上的欧洲（十八世纪以前）和北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转向亚洲非洲南美等地（二十世纪和廿一世纪）。从绝对人数和增长的速度来说，亚洲的中国、韩国已经成为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基督教大国”。
所谓“基督教大国”应该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础，绝不应该有任何政教合一的成分。基督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信仰，是关乎个体生命的信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任何试图通过把基督教信仰强加在国民身上，而使一个国家成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社会实践上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信仰上也不利于福音的传播。
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是“入世”的，在历史上对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又深远的影响，基督信仰在未来能不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其实比基督徒人数的多少更值得中国人关注和思考。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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