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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抱法、处势、用术”思想
客：这个很有意思，能说说吗？
主：新加坡以吏治清廉闻名于世。但人们不会忘记，在李光耀执政之前，新加坡也曾因严重的拉关系、走后门、贪污腐败引起全民公愤。20世纪50年代，李光耀正是因为提出了 “打倒腐败”这一深入人心的响亮口号，才受到民众的支持而取得了政权。
客：这和“二柄”有什么关系呢？
主：他采用了韩非子“执柄处势，刑德制臣”的智谋。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立刻推行以奖惩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力求使公务员在重“赏”之下“不必贪污”，或者在重“刑”之下“不敢贪污”。首先拉大文官上下级之间的待遇差距，使高层和基层事务官待遇差距高达九倍。而严格的“绩效主义”政策，使公务员的升迁，不管出身、背景、资历、关系等情况，完全依据个人绩效高低决定：绩效高者不断晋升，酬金丰厚；反之，永处基层，收入低下——奖罚分明。与此相配套的“公积金”制度，规定公务员必须将16.5%的工资收入作为相对基金，放在国家银行生利息，政府则提供20.5%的相对基金，每个月共有37%的收入作为基金放进银行。公务员如果一直勤奋工作，恪守职责，那么他在五十五岁退休之后，便可动用这笔十分丰厚的基金——重赏。如果有人犯了贪污罪，则连其本人提存的那部分基金也统统没收充公——重罚。
新加坡政府还规定，每年年终，公务员必须申报自己及家人的财产，包括拥有的证券、房屋、银行存折等等。每个部的常务次长，必须审核这些表格。如果有人接受礼品馈赠，他必须赶紧送交部里负责处理礼品的专人；如果受礼人想保有礼品，则由专人估价后，照价买入。与此相配套的，国家专门设有直属总理的“反贪污调查局”，负责考评十五万公务员的职业品质、接受私人机关委托调查的舞弊案件。1970年，在一次反腐败运动中，几位部长、次长级人物纷纷入狱，即使李光耀一手培养的亲信，也不能幸免。李光耀“执柄处势，刑德制臣”，使“臣下”们慕利而守职，畏法而律己，拉关系、走后门、贪污腐败之风一扫而空，开创了世人为之惊叹的吏治清廉之风气！
客：想不到韩非子的“二柄”思想这么实用！但是，从上面的事例我产生一个想法：“二柄”必须要和法律相结合才能起作用。是这样吗？
主：是这样的。“势”的核心在“二柄”；要把“二柄”端平，不让“势”倾覆，必须“抱法”，这是韩非子提出的政治原则。
“二柄”虽然是根据人的趋利避害天性设计的，但是，绝非无原则的“刑”、“赏”。这是根据常识就可以知道的。比如，君王命令臣下：我让你向东走，如果不走，就杀掉你；我还要让你向西走，如果不走，就杀掉你。这种命令，臣子就不知所措了。如果凭着君王的爱憎、冲动行使“二柄”之权，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就会酿成更大的动乱。所以韩非子提出要用法律统一人们的行为，法律明文颁布禁止的行为，君王“去私曲，就公法”（《韩非子·有度》），不是凭着个人感情而是按着法律规定执行“二柄”的权力，百姓就有规矩可以遵循，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同时，执行法律要平等、公正，“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如果法律执行不能做到平等、公正，老百姓就会绝望，社会矛盾积攒起来就会一起爆发，下层民众一旦造反，君王的权位就可能保不住了。
客：原来，韩非子提出的“法不阿贵”的思想，也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需要这一出发点考虑问题的。
主：你的回答不完全正确。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韩非子并不知道何谓专制。这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定势思维，是错误的贴标签思维。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法律做不到平等、公正，这个国家肯定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社会矛盾，发生动荡、动乱甚至革命，威胁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层。韩非子提出的政治原则对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客：韩非子为什么能认识到如此高度呢？
主：韩非子在《备内》篇中说：“《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春秋》以来的记载，犯法造反而成为大罪犯的人，全是尊贵的大臣，但是制订的法律和刑罚诛杀的对象，却往往是地位卑贱的百姓，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感到绝望，没有地方控诉冤屈。
能成国之大奸者，往往是权高位重的权贵，这些权贵也有趋利避害的人之天性，他们觊觎最高权位，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挑起官民矛盾，造成社会动乱，对最高统治者和国家百姓都没有好处。国家要想治理这些大奸，当然要做到“法不阿贵”。既然贵、贱统统都要依法处理，那自然就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公正。
客：韩非子这种立论的方法，让君王看了也能明白法律的重要了。这对贯彻法律的平等、公正原则，是有好处的。
主：是这样的。但是，法律并非仅仅依靠君王一人来执行，而是靠各级官吏来执行。怎样让官吏不折不扣地贯彻法令、执行法律，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问题了。
客：韩非子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主：韩非子对法律的局限性有深刻认识。他在《备内》篇中，把法律比作水，把种种违反法律的事情比作火，把奸臣、权臣比作锅。水灭火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大锅在中间，水在上面被煎熬沸腾，然后蒸发殆尽，而火却可以在锅下更旺的燃烧，水失去了战胜火的条件。执行法律的官员如果起到了像锅那样的作用，那法律就不过是我们心中明白口头上说的摆设，早已失去禁止奸邪的作用了。
客：这个比喻极深刻极准确，如果水没有了，锅就会被火烧穿。同样，法律的效用失去了，这个政权也就完蛋了，那些权贵奸臣也就跟着覆灭了，历代王朝的更迭不就是这样吗？
主：你的推论也很深刻。所以自古以来的奸臣、权贵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弄法擅权，结果就是自我毁灭，自食其果。
客：怎样才能抽掉这口“大锅”呢？
主：韩非子认为：“抱法”先治官，治官必“用术”，“术”的核心在“因可势”、“求易道”。“术”可以作为任免和监察官员是否称职、是否忠诚的一种办法。只有把官员治理好了，政令法令畅通，才能治理好国家。
客：原来“术”是为了“治吏”，弥补法律之不足，纠察奸邪。过去我认为韩非子的“术”，指的是君王用来对付百姓的办法，原来是误解。君王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权力体系的建设上了。
主：准确地说，“术”是君王运用权力的方式、方法。君王重在治官，这是“纲举目张”的办法，官员都奉公守法，天下就太平无事、没有弊害，那么百姓就安居乐业了。“术”既是为“法”服务的，也是为“势”服务的。
客：这番对话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韩非子的“抱法、处势、用术”思想，是连贯的、周延的、深刻的。
主：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具体分析韩非子的“抱法、处势、用术”思想。
（作者为独立研究学者，致力于构建“中和学术”思想体系；文章摘自《王权论》 作者：李建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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