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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0年：一名围观者留下的国家记忆
题记：原文5180字，因为——这里允许谈钱、谈政治、谈民生、谈性，就是不能谈论被控制边界之外的实际的真问题，言论自由来到这里像来到虚妄国度——舞台上演着人人皆知的娱乐，坐在台下的装着被幸福击中了，但舞台上下都不会娱乐至死，而是向上帝宣布，把自己留在了春天里——故删去那些贴出来就一定牵连全文被删除的文字。
1．一个人
2010年我最烦的一个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这是位公人、公仆还是公民？在这个机构服务的人，即便某句话是实话，人们也难以相信其“有一说一”。
（删除60字）
伍说：“上班路上，等红灯，我摇下车窗透气。旁边有车鸣笛，我转头看，车内人喊：‘部长，你是个为我们平头百姓着想的好领导，我们喜欢你！’我不知道他是谁，但这一瞬间，真的很感动很满足！”
如果这位表扬“伍部长”的人确实存在，我估计，应该属于“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我爸是李刚”的哥们。
2010年我最想念的一个人，学者、诗人、书法家，贵州省《省志》前副总撰、当代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
他给我的记忆，像春雨而非长辈。
他给贵州知识界留下的背影，是当代贵州最后一位来自过去年代的贤者；更是因坚守改良思想而非革命观念，被革命血泪浸泡过的、来自当代非公民社会的时代公民。
这年4月，在20岁奠定改良思想的陈福桐先生，走完自己93岁的人生时，贵州知识界自发奉献给这位长者倍至的哀荣。陈福桐先生的一生，因同一位“朋友”的诬陷，竟然把国、共两党的监狱一并领享了；其中，坐共产党监狱的时间，比坐国民党监狱的时间还长十多倍。
陈福桐艰难的人生揭示着一种处境：无论处于何种岁月，凡属一党专制时期，人民一定没有好日子过。他磊落清洁的生活立场，又启示我们，在缺乏民主、没有宗教皈依的社会里，一辈子10余次拒绝加入两党，才得以活出一个公民而非奴才的自尊。
陈老60岁平反，63岁担任贵州省志副总撰才算步入主流社会，在近十年总纂一职暂缺的情况下，全盘主持修志编务，几乎走遍全省的88个县；假如陈福桐此时同意入党，就可以担任总撰，他却仍然不接受入党邀请，坚持埋头苦干，不分肥、不歌唱。到93岁辞世前仍在呼吁民主、自由等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真乃当代非公民社会里罕见的用一生实现公民梦想的世纪标本。
图为贵州著名画家杜宁收藏的陈老1999年写的书法
2．一句话
2010年我最顺耳的一句话是：“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总理温家宝在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
自由哲学的核心就是维护人的尊严。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尊严？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没有一块可以容脚立地、安身立命、不被强拆、辈辈可以继承的自家地皮，有没有一个可以行使权利的空间。没有这些，被自焚、被自杀、被代表的命运就难以避免；当上了“人民共和国”的主人，却依旧难以自保。当然，“尊严”这个词，还是要说下去。你不说，我不说，就可能永远失去说话的权利。
2010年最浑蛋的一句话是：“汽车、房地产作为我们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不但不能动摇还要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上游可以拉动钢铁、水泥，还可以一直拉动到家用电器，甚至纺织业也被他拉动了。”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这样说。
姚总还可以补上这样的宏论：名义上我们是卖给老百姓70年房屋使用权，实质上给个20年、30年使用权找个茬就能给拆了，地皮翻新利旧的周期短的很，速度牛得很，未来能被拉动的前景美好得简直无以复加……
原来如此！这已经可以解释得了，从来不是民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为什么会这样直白地表达忠心：“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
作家贾平凹评论温总理报告——“报告很好，没有排比句”，这样春秋笔法的人民代表，还真不是草民推选出来的。
2010年浑蛋的话，还有很多，建议参考各媒体独自理出的2010年的语录。
3．两个报道
2010最令我讨厌的电视报道，是央视对“世博”的全程报道与“亚运开幕式”的报道。
在一个奶粉有毒、疫苗致病、大灾变颂歌、强拆变政绩的神奇土地上，《新周刊》说：“道德在书本里，榜样在电视里，国土在肺里，爱情在房产证里，美丽动物在锅里，幸福感在梦里。”
纳税人的钱究竟应该优先安排什么，安排在哪里？
世博，据估算，投入的资金不少于95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参观世博后对日本记者曾说，我感觉海尔与其花巨资建美国馆，不如在中国落后地区建几所希望小学。
懂得心疼中国老百姓，看来，希拉里至少堪称仁者。
广州亚运花了多少，目前尚未决算，估计豪华程度又开亚运史先河。
当奥运级导演陈维亚大谈亚运会开幕式及庆典仪式的奢侈排场或者低碳环保什么时，这个导演早已超越“朝鲜阿里郎”的底气和固执了。接二连三挥洒大手笔的庆典导演，恐怕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这个钻石级饭碗，肆无忌惮地消耗纳税人的税金。
说到这里，我就想，在中国暴富起来的，尤其房产商、官员、银行三方勾连的链条上表现出资本多方面的道德缺陷，疯狂地侵害公私利益时；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也有一个很不文艺的文艺群体，也在不择手段地对公共文化及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肆无忌惮地侵害，那就是抛洒税金如洗泥一样的庆典策划、导演、演职群体。
这群文化人，已经能够漠视公德和良知，把一个本来可以简洁、明快、健康、节俭的东西，搞成一个复杂万分、追求视觉刺激、满足当权者胃口的诡异盛宴。由于缺少恒定的、正确的价值立场，一个没有“社会的良知”统摄的娱乐庆典，带给社会的示范效应只有猎奇、技术与奢侈。
回头看看被盛典揭幕的运动会后国民身体现状，据媒体透露，在国有金牌数量与时俱进俱增之时，回首2000年至今，对国民体质“包含速度、耐力、柔韧性、爆发力、力量素质的体质监测中，中国人均数据全面下降。在青少年体质数据上，中国更是远远落后日本、韩国两个亚洲邻国。”（参见《南方周末》12月2日《赢了面子，还要赢了里子》。）
4．几组数据
2010年，我最关注的几组数据。看了之后，感觉命如浮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特大群体性事件近年在9万起以上。
国税总局的官员透露，今年财政收入可望达到8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仅次于美国。更为微妙的是，中国财政收入在2006年就打败日本成为“二大”，可我们的政府依然钱不够花。人们有理由要求公布：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问题是公布过吗？
人大代表李永忠指出：“国企利润占企业利润一半以上，却只解决8.2%的社会就业，也只上缴20%的利润给中央，仅去年就留存1万多个亿，是上缴利润的四五倍，”记者肖锋计算了一下，若按解决就业比例来算，国企应上缴90%的利润，即1.2万亿，如果把这些钱投入到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基本能解决现在民生的问题。（参见《新周刊》337期p80）
这个方面相当极端的例子就是，年初审计署对中国人寿保险进行的审计显示，前总裁在内的47名高管竟然各自分肥——前总裁退休后每月可领9.28万元，加上医疗报销部分，高达11万，是2009年全国职工人均养老金1300元的70倍之多。
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小时候钦定历史教育我们，一流装备的国民党将士，对日本军队一味妥协投降，而把抗战的艰巨任务交给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党的八路军和游击队。
这是谁的国企？党的，国的，民的？国企的超国民待遇与超级分肥制，比马克思笔下寡廉鲜耻的资本，更贪婪更放肆。
5．感动中国的二先生。
（删除6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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