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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看“严打”：社会陷入“打不胜打”怪圈
【导读】“严打”期间的量刑从重从快，暗合了平凡社会传统上的复仇心理，通过对犯罪者施以与他的罪行相比更为严厉的惩罚，使世俗社会得到快感的同时，却毒害着法治社会的基石所在——信任。每一次“严打”过后，总留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违背的些许伤痕。
“严打”期间的“公判大会”
决策的革命因子
“严打”自诞生起，其决策的科学性便受到学界的质疑。最大的异议是，社会治安不好是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相当漫长的社会现象，这种规律不会因为割韭菜式“严打”而消除。
首次祭起“严打”的背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癫狂之后，960万平方公里滋生着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留存公安部档案的数据统计：“严打”前的1980、1981和1982年的立案数量分别为75万、89万和74万多起。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同他谈话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邓小平要求：“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1983年8月份开始“严打”之后，在短期内立案数量确实开始下滑，1983年到1985年的立案数量分别为61万、51万和54万起。但是仅仅在短短三年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这一上升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严打的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认为，作为对“文革”特殊后遗症的清理，1983年的“严打”是有必要的，但1996年之后的“严打”就没有必要。
美国犯罪学家路易丝·谢利的研究表明：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主要的代价之一。
刘仁文表示，1996年后随着社会整个开放度的加大，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社会治安恶化是必然的代价，“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可以看出来，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的上升是一个比较明显和相当漫长的现象，客观规律不可能通过一两次‘严打’来扭转这个问题。”
结果，1996年“严打”之后犯罪率再次上升，证明了刘仁文当初大胆的预言——社会治安还会恶化。
“严打”陷入怪圈，除未能透视社会体制基因外，也在于政策出台的本身充满了经验主义的色彩。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曲新久认为，“严打”属于公共政策，一般来说，要严厉打击某种犯罪，政府制定决策时要科学分析判断当时的犯罪情况，考虑如何去做、配备多少人力物力、采取何种方法，如美国“9.11”事件之后打击恐怖主义，对于投入多少情报力量、军队甚至移民政策要做出什么变化，事先都要经过充分科学的讨论和论证。
而1983年“严打”政策的决策过程十分简单，“它是中央特别是个别领导感性认识的结果。彭真说：‘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曲新久说。
刘仁文也认为，“严打”决策非常神秘化，其他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发展纲要制定的时候，都会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严打”决策没有科学性，要遵循犯罪的自身规律，
1996年和2001年的“严打”决策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刘仁文看来，1996年的“严打”和李沛瑶被害有很大关系、而2001年的“严打”和当年的石家庄爆炸案等案件直接相关。
刘仁文认为，李沛瑶被害是特殊事件，从1996年到2001年的社会治安来看，没有非常显著的证据证明社会治安比以前有很大的恶化。
民众的态度也成为“严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复旦大学教授汪明亮指出，民心所向是“严打”政策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出现多抓一批多杀一批等情况时候，民众大都拍手称快或者为之欢呼。
也有学者从政权权威的角度来解释“严打”的决策机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皇风认为，每次“严打”的出台都意味着严重刑事犯罪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而社会秩序的存在和维系是政治权威的基础。
根据彼时国家体改委的抽样调查，全国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1993年只有14.5%，1994年为18.3％，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执政党与政府权威的认同。
唐皇风认为，每次“严打”的打击对象都是在当时非常普遍且直接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类型，每次“严打”都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威形象，强化了国家机器的象征性资本。每一次“严打”斗争就是一次巩固与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仪式与操练，“严打”斗争就成为中国国家权力重要的认同化机制之一。
这种从政治出发、又落实于政治的战役模型、精神昂扬之中，反而疏漏了科学的长远性和社会转型的协同性。
“依法”之虚
“严打”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缩略语，其全称反倒不为人所知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严打”，有一个至今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亮点”，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
但是，“严打”让人印象更深刻的则是，行动中，“从重从快”之水，溢过了公安机关的抓捕，蔓延到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的量刑领域，形成“严打”的扩大化风潮。
为了配合“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严惩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以下简称“迅速审判决定”）。
这两个决定分别从“从快”和“从重”两个维度对当时的刑事法律体系做出了修改，“严打”从此取得了法律依据。
“迅速审判决定”称：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这类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同时禁止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这些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原来的规定和立法意图大相径庭，更与1982年通过的宪法有关规定显得极不协调。
而“严惩决定”将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六种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这被认为是对1979年《刑法》第43条“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重大误读。
1983年通过的还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该《决定》，原定1983年底就收回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被彻底下放到地方。这一放，就是24年，直到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才予以收回。
对于“从重从快”对法制的扭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有着切身的体会。
1983年“严打”开始时，陈兴良还是一个研究生，正好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实习，因为人手不足，被委任为助理审判员，亲身经历了此次“严打”。
陈兴良在其《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一书中回忆，实习结束，他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参加了“严打”刑事案件的辩护，记得当时担任辩护人的一个盗窃案，收到判决书，第一被告被判15年，第二被告被判处10年。
“没过两天，‘严打’一来，我在法院门口赫然看到布告，第一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被告被判处死缓，也就是说我收到的这份判决书一夜之间就失效了。”陈兴良写道。
陈兴良认为，尽管在理论上对“依法严打”一再加以强调,但“严打”疾风骤雨席卷而来的时候，其能动性冲破了“依法”的被动性。
当时某知名法学家联合10名法学家给中央写公开信，认为“严打”会伤及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对多用死刑提出异议。后来这10名学者被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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