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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中国特色城市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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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传统国家，城市文化的历史极其短暂。19世纪末，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的强行进入，以租界形式出现了中国现代城市的雏形。在此之前，中国所谓的城市基本是“政治城市”。1949之后，中国在政治城市的基础上大兴工业，许多原有的城市文化基础几乎被毁灭殆尽，如城墙、古建筑等。
20多年前中国“回到”地球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是规则和自由，城市使人类走向独立和平等。在英文中，市民和公民是同一个词CITIZEN；CITY（城市）和CITIZEN（市民、公民）也是同一个词根。
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历程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是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城市阶段时，才开始城市启蒙的。从农业（政治）城市到现代商品城市这种“跨越式发展”，势必产生许多粗制滥造的城市。
从一个农民聚居的村庄到一个市民聚居的城市，这种需要数百年的转变在中国往往被压缩到数十年。甚至许多城市连名字也来源于村庄，如石家庄、深圳等。在这种急就的城市，一些村庄如琥珀般被原封不动地封存其中，形成独特的都市村庄。从深圳的黄贝岭、广州的石牌村、北京的唐家岭到郑州的关虎屯，尽管身处城市的核心，但他们仍是农业时代的村庄建制，当然他们已经无地可种，村民并不是农民。
因为中国土地不存在私有制，所以中国不可能形成世界城市普遍存在的贫民窟。在中国城市，随意搭建是非法的，甚至露宿街头也为法律不容。都市村庄的“农民”在疾速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耕地，从而“失业”。借助天然的地理位置，这些农民几乎都转向出租自己的住房维生。
因为土地自有，仅需建筑成本的农民自建房相对商品房价格极低，所以低廉的房租吸引来大批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和打工仔。都市村庄事实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贫民窟。和世界所有的政府一样，贫民窟都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脏乱差”和“安全隐患”的都市村庄，也一直是中国各地政府为缓解安全焦虑感而频繁执法扫荡的重点。
炫耀性消费常常会增加富人的罪恶感，而城市美化运动则是对穷人的消灭，然后以一个失去生气的景观社会来满足富人的虚荣心和权力感。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自然来到城市就业。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中国城市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收益，想尽办法摆脱其保障“负担”。城市只要劳动者的劳动，而不要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甚至连劳动者本人都不想要。更早一些时候，甚至通过暂住证制度进一步搜刮、伤害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农民工背井离乡，把青春献给城市，把生老病死带回农村留给自己。都市村庄给了这些穷人一点暂时遮风避雨的屋檐，但也给城市的脸面带来“威胁”，穷人成为权力和财富眼中的“人类废品”。
“人类废品（HUMANWASTE）”出自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秩序建构中，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同样，经济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动力在于：花很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将清空的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既增加财政收入，又美化了城市环境，这就是“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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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运动是城市更新运动的典型表现。这种政客和规划建筑师合谋的暴力拆迁一直被民间斥为“推土机暴政”。
1997年，台北市政府强拆移民自己在废弃坟地搭建的康乐里，强拆导致的老兵自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贬斥康乐里：“以台北之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迈克杰克逊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这种“老人不搬也会死”的长官论调在潜意识中就视弱势群体为“人类废品”。抗议者在警察支持的推土机声中，只能留下一曲悲歌：“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香港市民传统集会的天星码头，引发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这场运动由民间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将矛头指向利益至上的财团和不顾民生的权贵政府。这场姿态大于结果的反对推土机暴政运动显示了极大的社会公益性。有力地传播了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多元文化的鲜活生命之概念。
与这些基于文化与情感的反推土机运动不同，中国当下仍然离文化与情感很远，更多的只是关于金钱的反权力反暴力斗争。2007年，重庆所发生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借助互联网，使中国的反推土机运动第一次暴露在国人和世界面前。但2009年唐福珍惨案与2010年钱云会惨案更加血淋淋地将拆迁的残忍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些孤单而悲惨的反拆迁事件其更大意义在于，民意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官方和媚体的最后一点信任，因为权力已经与资本合流，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唐福珍与钱云会试图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人们对政府拆迁暴力合法性的质疑，但事实上人们从鲜血中开始重新审视当下中国官方司法行政的权威与公正。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正在步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覆辙：宽阔如足球场的马路和呼啸而过的汽车使人望路兴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分界越来越明显；花团锦簇的人造新城区里找不到一家面馆和小摊贩；城市越来越不像人住的地方；人在城市面前越来越渺小、越来越配不上城市……
以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栅栏拆迁为标志，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以一场推土机运动为发端，对原始社区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边缘，彻底切断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
因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压制和不信任，民间始终难以形成足以与政府和发展商博弈谈判的基础。一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那幅“孤岛”图像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是，被拆迁者在权力和法律面前，依然是那么无助、孤单和悲情，即使挥舞着国旗，那也绝对算不上胜利的旗帜。而唐福珍与钱云会的血色符号将成为中国永远难以忘怀的悲痛。
回顾当下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房地产作为政府的小金库重点来源，发展商扮演着急先锋角色。推土机运动正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因为“中国特色”，不受民间杯葛的官方主导色彩更重，任期制导致的反复改写的短期规划更加严重。城市更新的长官意志情绪也最为浓厚。
侯宝林有一段相声，说一个病人总被粗心的医生反复“开膛”，这个病人就建议医生在他肚皮上装上拉链。回看眼下许多城市，因为注重表面文章而轻视基础配套工程，导致反复被掘开的城市道路，“拉链门”还会在中国发扬光大的。
2008年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上，马运清提出：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城市应当向农业学习，允许建筑试错和擦改，如果建筑不好，像割麦茬一样再把建筑割掉重来。按他的说法，规划和建筑是城市的唯一价值所在，城市是做规划的长官和做设计的建筑师的，与居住其中的市民无关。
这种建筑乌托邦思想把城市当成白板和试验田，根据自己的喜恶随意刷改设计，根本不顾城市使用者——市民的感受和死活。这种纯政绩和建筑创意的思路不仅不能延长城市的生命，还可能成为城市的真正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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