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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中国特色城市更新运动
城市是否健康、过期、美好和舒适，本来应当由城市使用者——市民来证明，但中国当下只有政府才有发言权。马运清激动地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
作为建筑师，马运清不学习农民村落的居住文化，倒照搬割麦子的农业生产，真是匪夷所思。但中国目前完全秉承长官意志的城市规划模式倒是马运清们的贩卖“麦茬”理想的乐土。这种麦茬理想要比拉链理想牛皮得多，今天割明天种后天又割，城市将成为推土机的运动场。那时马运清们该忙得吐血了。
说到底，城市更新运动是“死店活人开”还是“活店死人开”的事。根源不在城市而在人，是城市管理者说了算还是城市使用者说了算。人的话语权决定了城市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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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之所以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与聚居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有很大关系。2005年，深圳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外来人口”（非深圳户口）占一多半。这些外来人口将贡献留给城市，将保障的负担带回家留给自己。因此算起人均（按深圳户口计算）经济产值，深圳远远超过京沪穗，绝对中国第一，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比例它是中国第一。在廉租房推进缓慢的情况下，深圳对城中村改造一直比较慎重和克制。城中村给外来人口提供了政府该做却没做的“廉租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城中村改造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在很长时间，政府一直不允许开发商插手城中村改造，主要担心房地产商提高容积率，大大增加了城市建筑和人口的密度。但随着拆迁成本日益增加，一个成片改造的城中村动辄就是数十亿，政府只能重新对开发商敞开大门。2007年的猎德项目是广州计划改造138个城中村中第一个。整个猎德村以商业地块进行运作，这就是所谓的猎德模式，即由开发商垫付资金、政府出台政策、村委会协助的模式。旧村改造的规划、设计方案，政府都在全程参与，土地拍卖也由政府出面主导。但后来其他城中村项目并没有走采取猎德模式。基本都由村集体直接跟开发企业进行协商谈判，甚至由村集体自己进行改造。只是村集体的身份极其尴尬，它一方面是村民的代表，要体现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代表政府意志在村中的延伸，因此村集体往往是矛盾的焦点。但总体而言，广州模式比较尊重市场意志，非法暴力尚未泛滥。对土地资源即将消耗殆尽的这个地产时代，广州138个城中村占据广州城市规划面积的22%，而且大都是黄金地段，这不能不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博弈抢夺的焦点。
在北京人看来，石家庄本来就是一个“大村庄”。这两年石市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工程。几乎是将整个城市推到重建。2008年有一个笑话，512地震发生后，国家元首立即坐飞机奔赴灾区，飞机刚从北京起飞不久，元首就看见下面都是一片残垣断壁，惊问：这么快就到了？答曰：这是石家庄！石市政府的大手笔将72个城中村改造了36个，拆迁往往比建设走得更快。石市的城中村改造要求取得80%以上的村民同意，以消解群体性的对抗。但对城中村大量的外来务工居民从未见相关安置考虑。
从2006年西关虎屯改造开始，郑州拉开了城中村大规模改造的帷幕。2008年以后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60多个城中村通过政府审批和招拍挂环节陆续进入建设阶段。郑州市政府计划在3年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共计143个城中村的改造。在政府规划中，这143个城中村占地10万余亩，涉及郑州户口居民30万。在过去两年，城中村改造项目所产生的商品房开发量达到100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导致商品房供应量急剧放大，对目前有价无市空置率居高不下的楼市产生了相当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在地产作为投资品的前提下尚未完全造成销售的困难，但对市民的居住预期将构成一定障碍。
与参加城中村改造的发展商谨慎疑虑相反，政府对城中村改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卖土地及其税费获利不菲；改造可“美化城市”，增添政绩；楼市放量抑制房价。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基本保障了城中村“村民”的原始利益：“村民”的安置住房先期建设，并优先保证安置房的资金。政府要求，总价款3亿以下的土地，发展商60天内一次付清地款。在村民安置房移交前，政府对发展商资金进行监管。
一般城中村的村民自建房多为5—6层，房主之外，一般还有50户左右的租房客。一个城中村一般为40—50户，2000多人，但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则是村民的10倍以上。政府为143个城中村的30万村民提供了安置住房后，用推土机将原村庄夷为平地，最后再建成富人“领袖豪宅”、“贵族领地”。
我无法得知栖身在城中村的300多万“外来人口”将来如何安身。因为他们作为“外（来）人”，在“人家这里”没有他们哪怕一丁点的发言权，他们是可怜的沉默的大多数。以他们每月30天每天12小时工作换来的那点微薄收入，大概只能租得起阴暗逼仄的城中村，估计很难租得起贵出几倍的“单身公寓”和豪宅，更不可能买得起天价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只对郑州户口销售，且需要关系。廉租房全市仅300多套，尚在规划中，将来也只针对郑州户口租赁。目前郑州硕果仅存的几个城中村，无论远近均一房难求，租金也翻了一番不止。
郑州是和深圳很相似的城市，1956年被列为河南省会后才像个城市。近20年，依靠人口的自由流动，使郑州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省份的人口最多城市。官方统计的外来人口占到城市所有人口的1/3，但社会普遍认为外来人口占到一半以上。
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北区和东区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那里也是城市的最繁华所在。随着这场翻天覆地的消灭城中村运动的推进，在廉租房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以预见，这个城市将发生很大的剧变。在这场剧变中，贫穷的外来人口要么消失，离开城市，要么被驱赶到更远的三环外，把城市留给富人和城市人。1990年代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遍及中国的大量烂尾楼。目前郑州和石家庄等许多中国城市都正处于城中村改造的高峰时期，整个城市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2008年的楼市危机后，没有人再敢坚信房价只升不降。如果楼市提前崩盘，那么摩肩接踵充满市井味的城中村将可能瞬间变成狼藉漆黑的烂尾楼……到那时，政府聚敛猛赚的土地款“横财”要不要吐出来、廉租房建设要不要增加并取消户口壁垒、房地产交易税要不要降低、商品房房屋租金要不要进行政府补贴……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0年前，北京政府为修马路摧毁了永定门（还有西直门东直门等）。50年后，北京政府又花纳税人的大把银子在原地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永定门。但真正的永定门其实早已在50年前消失了。今天我扇你一巴掌，然后哪天我再赔你扇我一巴掌，这不是找回正义，而是我俩都挨了一巴掌。
（本文参考了欧宁先生的《城市更新及其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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