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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期的中国：应重视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的上演，世界如何看中国、中国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又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这几年随着中国外部崛起进程的展开，“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话题。无论是一般百姓议论的“当世界误读我们时怎么办？”，还是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抑或是中国一系列大手笔对外公关活动的展开，大致都属于这一范围。
然而，“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充其量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支撑这一技术层面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中国如何看自己？”只有解决了“中国如何看自己”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的问题；不然，“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就只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其前提是模糊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在具体方式上是飘忽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的。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中国如何看自己”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简单说来，就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而言，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的子问题：一、如何看中国文化在东西方大变局中的处境和作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和中华文化到底可以为人类的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作出哪些贡献？二、中国未来（三、五十年后）究竟应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在目前的发展进程中，究竟有哪些元素应得到提炼，使其逐渐成长为确保长治久安的保障性框架？有哪些盲点是从现在起就必须注意甚至警惕的？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比较抽象和务虚，而第二个则更多涉及国家发展的长远策略，相对比较务实。但即便在第二个方面，也可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在国家发展的具体策略和做法上；二是在心态上，其中包括对外交往的心态上。本文主要涉及的是这方面的内容。
重视国民集体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冲击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上的，还不如说更多是心理秩序上的。因此，今天中国和西方的所有矛盾和冲突，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的背后，其实涉及到非常深层的心理秩序的调适难题，而心理秩序的调适无疑也将嵌入双方更为深层的思想史的层面。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验证了笔者的另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部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还不如说一部思想史；因为有什么样认知水平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外在表现。就“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的命题而言，表面上看是一个行为模式的问题，但其背后却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交往时的中国国民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度问题。
坦率地讲，在这方面，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是不甚成熟的。三年前当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风波初起时，笔者曾用“当西方残留的傲慢遭遇东方尚存的悲情”来形容和归纳其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种种心态。西方过去数百年现代化历程上，呈现出现代文明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体两面；但惟其经历了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的双重洗礼，近数十年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始退居二位，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开始占据上风。即便如此，当遇到中国这个东方庞然大物的崛起，西方残留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会不自觉地从深层浮上表面，令西方世界再次直面其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大挑战。西方世界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并完成突破和超越，人们将拭目以待。
但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上，则从来没有经历过精神现代化的过程。相反，中国在过去数百年经历了西方的奴役，在整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积聚了一股悲情。这股悲情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现代化历程上，体现为不同派别和理想的人们的救国救民的努力，而在中国初步崛起的今天，却演绎为一种十分复杂而微妙的情绪。
中国国民精神世界的“难以自持”特征
在这股情绪中，一方面有对发达世界及其成就的敬仰乃至迷恋，又有对西方残留傲慢的愤懑；一方面有对自身迅速取得的成就的自豪，另一方面又有自豪之余的膨胀。在这股情绪中，既有对西方傲慢和蛮横的合理斗争，又有一不小心或有意无意地“倒脏水连盆里的小孩一起倒了出去”的失误，以致彻底否定了西方对人类现代化进程和文明宝库所作出的贡献；同样，在面对自身的问题时，既有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的“爱之深，恨之切”，同时又有对外界批评的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反弹。
凡此种种，都很难以用一味正面或负面的眼光来看待，惟其如此也正好折射了中华民族由于缺乏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因而无论是衰败期还是崛起期，其集体心理状态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难以自持”的特征。“难以自持”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自身定位的不甚清晰，是对自身和别人的精神状态缺乏深入的透视、分析，也是对各种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缺乏透彻、平衡、理性、思辨和超然的消化、辨析、加工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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