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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期的中国：应重视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成熟问题
精神洗礼：全民理性思维学习过程
德文中有一个动词“auseinandersetzen”，可以很形象地描绘这一个思辨的过程，那就是把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拿在手上，拆开来予以解析，并从不同角度展开剖析和思辨。经过这一番过程之后，当事物恢复原有状态，表面上看似等同原样，但实际上其内在的所有脉络，人们都已了然于心；以后再有是非产生，人们都不可能再“难以自持”，而会显得坦然、自信和能够把握。从思想史上看，这实际上就是思想启蒙或精神洗礼的过程。
以此眼光来看，所谓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全民参与，全民学习理性思维的过程。它绝非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般的大鸣大放（那只是一种全民的政治狂热），而是诉诸全民的理性思维和梳理。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出现过思想启蒙或精神洗礼的端倪，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只不过这两次进程不但时间过短，而且都被后来的政治浪潮所打断。
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在经济、军事上迅速崛起，外部影响力也迅速上升，但国民的精神世界则依然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背后的全民政治狂热，与今天全民在物欲横流面前的迷失，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即都来自因缺乏理性、平衡思维的“难以自持”。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国民对军事、战争题材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思想题材的兴趣，这可见之于任何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从国际和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崛起期几乎难以避免的现象，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在集体精神深处充满悲情的国家。就连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也以谈论“中国崛起，美国衰败”、“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以王道对付霸道”为乐事。原因很简单：对一个依然未能摆脱悲情的后发国家来说，崛起意味着世道更替、梦想成真，而军事和战争题材则正好能极大程度地满足国民的这一心理需求；然而，崛起进程中的某些价值观是否有盲点，就很少有人关心了。
“保持距离的审视和批判”
这些盲点的核心，是如何理解爱国主义的问题。对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们来说，爱国都是十分正当、健康的情感，但爱国的内核如果加上了情绪的外包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了，就会走向狭隘和极端。因此，无论对己还是对人，拥有一种“保持距离的审视和批判”是崛起期中国国民应该学习和掌握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国家在崛起期呈现经济、军事高速发展和国民精神素质低下之间的落差，这些国家在后来大都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其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汲取和借鉴。
更何况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外部崛起迅速和内部转型艰难之间的反差。前者成为亢奋点，后者则成为疑难症；每当后者难以突破时，前者往往更成为亢奋情绪的聚集焦点。然而，任何外部可持续的崛起均以内部转型成功为基础和前提，不然则不但外部崛起将成为空中楼阁，而且还将充满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应该少一点张扬，多一点谦卑和敬畏；少一点对军事和战争题材的狂热，多一点对思想的兴趣，或至少两者应有所平衡。
基础性工作：知识界应有所作为
有朋友也许会说，西方国家号称自由、民主，但对华依然充满傲慢和偏见；既然这样，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保持理性？这一观点显然似是而非。如上所述，西方在过去数百年经历了自由民主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体两面，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则基本上已占上风。遇到中国这个东方庞然大物的崛起，西方的人性弱点浮上表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的中国和已经崛起的西方正面临“共同成长的烦恼”，双方需要的是站在共同屋顶上的对话和梳理。这实际上（如前所述）是西方在思想史上遇到的一个新挑战。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可以在思想史的努力上有所松懈。不然中国就永远只是在步西方的后尘，中华民族就永远不可能对人类有真正长久的贡献。
当然，今天的中国没有思想启蒙的氛围和土壤，所谓的思想启蒙也绝不意味着社会氛围的大起大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应该有一批知识界人士走出来，帮助国民理清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深处的一些盲点。这些基础性工作于国于民有利，应该有人去做，而且开始得越早越好。
（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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