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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纱下的面具：道貌岸然的伪装官员
“假面”的土壤
同为领导秘书，王晓方与秦裕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没有进入马向东的“圈子”的王晓方，在1999年马向东落马后选择了辞职。八年后的2007年，他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和《市长秘书》三部长篇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作家”。
在《市长秘书》一书中，王晓方借着秘书“雷默”之口，说出了当前官场人士的“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业，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但又不愿意自毁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这种“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当理由”，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员所效仿。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也便诞生了独特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一个初步的总结，却都是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弥散于官场各个角落。这位道尽“天机”的人就是人称“厚黑大师”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学》处处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
无论是否认真拜读过《厚黑学》，中国官场中最得意的两种人却是将书中精髓演绎得透彻精到。其中一种是真小人，另一类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场历练过的秦德君无奈表示：“普通官员与贪官的伪装还是有所差别的。”王晓方笔下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职业生存的压力，面对上级领导的伪装，要么是为了赢得领导青睐，要么就是为了领导不反感”。
“他们崇尚权力与钻营平庸的成功，在一个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们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王晓方对于官员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官员还是贪官的面具本质无异。
当年，身处官场的王晓方，见识了太多官场的诡谲与官员之间的伪善，“我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倾诉这几年官场的‘心灵炼狱’”。离开官场，希望通过文学寻求“心灵家园”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诠释“寻找自我之道”。
现实的情况却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场中的官员也难以“找回自我”，他们都严守着“生存法则”，即使不为贪腐，也只得选择戴着面具活在官场。“包装”与“作秀”摇身成为社会“时尚”，而延伸到官场，“包装”就异化成了“伪装”。
这背后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官员一副假面出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土壤与空间，”研究政治学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认为，“首先是官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阴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术、势’三字经与儒家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造就了官场人物的双重人格；第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唯利是图和趋利心态甚嚣尘上。”
除此外，作为官场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颗毒瘤存留在官员的身体之中。“伪装”出良好的公众形象与仕途升迁有着讳莫如深的关联。
有着“许三多”（贪污钱多、拥有房多、包养情妇多）外号的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是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的贪官。在杭州官场的他有着极为不错的口碑，“表现低调、灵活、能干、谦卑”。得益于精明能干和伪装赢来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从一个小镇的副镇长，到1995年担任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再到2002“令人颇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最终止步于杭州市副市长，难以想象的是，许迈永的贪污腐败之路与他的升迁紧紧相连。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多次被王晓方提及，他也会去寻思：“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实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虚幻，“官员自然只会用虚假的正面示人了”。
官场“异类”的争议
500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了一部“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因为满纸君王术。如今，在这个国度出现了一位并不按“君王术”出牌的总理。
他叫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个政界的“怪胎”，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女的热爱，经常“口无遮拦”惹来众怒，并且因为“性丑闻”等原因而“官司缠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官员，前后三次当选意大利总理，直至今日。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官员。意大利人用选票说明，他们喜欢这个从不掩饰自己热爱美女的家伙。
在中国，遵循着“官场游戏规则”的众多大小官员，把“不伪装就出局”奉为了人生信条。他们并不希望成为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吕日周般的“异类”。
吕日周，一个中国官场典型的“异类”，秦德君对他印象深刻。
2000年2月，吕日周已经55岁，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也不过只有五年时间。他在沉寂了整整十年之后，重新走上政坛，出任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
在此之前，他曾经至少两次为改革付出“仕途受挫”代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轰动一时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就是以吕日周为主要原型。
显赫的政绩和巨大的声誉并没有使吕日周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反而招致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1989年他就任山西朔州市市长，立即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八个月后，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一待就是十年。
调任长治市委书记之后，吕日周以惯有的“吕氏风格”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2003年2月，在长治不过三年时间，吕日周“不出意外”地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退居二线。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在吕日周赴任时，有上万名长治的群众自发地为他送行，面对市委大院黑压压的人群，这个坚毅的塞上汉子流下有据可查的第四次眼泪。
在吕日周离开长治之后，曾有媒体前往当地，却惊讶地发现“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原因不外乎，吕日周口中所说的“在长治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很多官员眼中这已经捅破了“官场游戏规则”。
对此，向来以真性情示人的吕日周感到的是无奈和愤慨，“就因为你与他们一些人不同，你没有遵守某些实际规则，你就被称为‘异类’，被称为‘有争议’，而在现实中，有争议往往就是一种否定。”
“他太真了”，秦德君说这话时透露出无限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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