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东方红”——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首先，它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是对立的。无庸多说了。同时，它和多元化的艺术创作规律更是冲突的。也无庸多说了。它提倡的“主流文化”和作家艺术家应该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个性鲜明、独立思考、独具匠心、独辟蹊径、独立开创的艺术创作规律是相反的。

 

　　这个口号的理论依据是甚么？它的文化界定是甚么？它的思想内涵是甚么？它的美学界定是甚么？它的技术标准是甚么？谁能回答？应由谁来回答？它是法规、法典吗？还只是某种创作提倡？难道艺术创作和管理市场一样也要建立一个类似公安局那样的机构而且也要立法吗？如是法规法典，何处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经过那些讨论和审核？又是何处批准的？如不是法规，又是谁提倡的？从那里传达播送出来的？这些追问和质疑，谁能回答？又由谁来回答？

 

　　它既然不是法规，文学艺术创作也没有“法典”，难道我们今天不能加以讨论和质疑吗？我认为它是禁不起检验和追究的、没有理论根据的、逻辑不严谨的、概念混乱的和禁不起推敲和拷问的，它不能做为一个科学的创作指导口号而成立，我们应该破除对它的盲目性而科学的检验之。

 

　　首先，“主旋律”这个名词当然是来自音乐，大概是指一条旋律的赤膊调子，即单声部的群众歌曲，或者充其量也是指在一条旋律加伴奏的简单的音乐写法。但是这并不叫“主旋律”，在欧洲音乐史中，这种作曲法的学术名称被称为“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相区别。前者是比较简单的旋律加伴奏，后者是比较复杂的多声部严密编织交错起伏的立体结构。而不论如何，在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交响乐作品中，都是多种手法、多样技术共用的，从来不能提出只能用那一种手法或主要用那一种技术，何况无论“主调音乐”或“复条音乐”，大都是多声部立体思维，而不是极少用的单线条的平面思维。所以提出“主旋律”的口号和音乐艺术的本身规律完全不付合，也不懂得音乐的初步知识。如果作为外行的称呼，随便说说，也就算了，而如果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或学术的口号向全国提出，就不但不严谨，而且是不伦不类不通的外行话了。提这话的人，大概不知道欧洲早在公元13世纪已成型了基督教的复调音乐——卡农；16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罗马诺ROMANO（ 1552-1636）就有九个合唱队演唱36个声部的卡农（余苏贤：20世纪复调音乐史）。17世纪以巴赫为代表达到了复调音乐的伟大高峰，他的赋格作品是每个音乐家必弹的音乐圣经。而交响乐是工业文明的智慧和艺术的高度结晶，它并不是以主调音乐而是以多声部的立体结构的音乐思维为著称的。更不用说现在是电子信息文明时代，交响乐在西方早已更加大大复杂化，把大型乐队一分为三或为四，而且上来就50-60多个声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提出“主旋律”这口号的，恐怕根本想不到上述这些音乐知识上来。这个名词大概是从流行音乐的录音棚里流出来的，其文化水准也只有流行音乐的程度。充其量这只是个游民文化、江湖文化或马路文化的顺口溜水平的词汇，却要冒充高雅拿来作为最高的文化方针来指导全国的文艺创作，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是多么贻笑大方啊！

 

　　说穿了，“主旋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变相，就是仍然把艺术看成御用的宣传和图解工具，就是仍然用功利主义的指挥棒来支配艺术和艺术家，也就是前苏联所建立的“党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作用，在前苏联，我们已看到了它的由建立到强大而又消亡的全过程，何况其水准远高于中国。同一模式在中国，其艺术水准可低多了，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少、青年时代，党和政府的每个运动、每个事件、每个政策、每个指示，几乎都有唱不完的歌曲加以配合宣传，1952/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有“贪污分子你睁开眼”；抗美援朝运动就有“打倒美帝野心狼”“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王大妈要和平”；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有“社会主义好”；1958年的大跃进的就有“三面红旗万岁”“跃进的歌儿唱不完”；再到1966/76就有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语录歌“造反有理”。用于上述这些每一个运动的全部艺术宣传的歌曲，每次都是浩如翰海、扑天盖地、多不胜数，不知浪费了多末巨大的纸张和精力，谁能算得清啊！它们的作用和意义，也早随着这些运动的失败而消亡了！难道今天还不清楚而温故知新吗？而更荒诞的是如果政治方针改变了，文艺宣传也立马就变：和苏联友好时，就唱“团结紧，中苏人民一条心”，和苏联闹蹦了，就唱“反对苏修反对美帝”；今天援越抗美就演“椰林怒火大歌舞”，明天要对越作战了，就唱“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彩”；今天要“批刘批邓”，明天又“拥刘拥邓”；今天唱“打倒邓小平”，明天又唱“|春天的故事”——艺术成了滑稽的游戏、荒诞的魔术和可耻的变色龙，艺术家的真诚和人格被抛弃、践踏或唾弃，这是多么羞耻啊！从前苏联的“党文化”到我们的“文革文化“，难道”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教训还不惨痛吗？如今，只因“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经罪行累累、声名狼藉、臭不可闻，今天却又把它乔装打扮，拿来故伎重演，仍然要作家艺术家们为当前的新形势歌功颂德，而同时又更加赤裸裸地诱以名利，君不见高酬金、高奖杯已泛滥成灾了！这样做的后果，不就又是扼杀和剥夺了艺术的批判功能，鼓励大家“拍御马”（魏明伦语）吗？作家的良知被收买和出卖，我们还不引以为耻吗？难道这还不是取消了包括文艺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监督和揭露黑暗的声音而使社会加速走向腐败吗？

 

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鲁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批判，而“讲话”却说对党和政府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批判，这是在鲁迅刚刚故世六年后的1942年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用来否定了鲁迅的杂文精神即批判精神，并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而大开批判之风来反对暴露黑暗的，而王实味的被迫害至死就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的祭旗者。以后，又用同样的棍子和刀斧在1955年打杀胡风们，在 1957年打杀右派们，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打杀了无数的受害者。1942，1955，1957，1966/76，可以说这就是“主旋律”的四部曲啊！“主旋律“的历史难道不是血淋淋的历史啊吗？如今，四部曲的受害者们，这些人虽然都平反或改正了，但是打他们的那根棍子，即“为政治服务”、 “只能歌颂不能暴露”、今天又叫“主旋律”，它们的思想公式和精神武器，却不但没有死去而且还变相的、阴暗而顽固的活着，甚至实际上已因不得人心而名存实亡而苟延残喘但表面上仍然强大威严的活着。如今的”主旋律“及越来越多的“红色经典”的大事张扬就是其翻版。按说对任何好人好事，包括党和政府的好人好事即光明面，当然应当歌颂；但是对坏人坏事，当然也包括党和政府的坏人坏事即黑暗面，也都应批判揭露。这本是最低水平的道理，否则就违背了最基本的辩证法而必致失败。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你批评政府，抓你去座监”（阿Q正传），就难免要使1942、1955、1957、1966/76的四部曲再度重演，其后果是多么令人担忧啊！

 

所以，要真正实现“双百方针”，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就要深刻地总结历史的惨痛的经验教训，不要再把“为政治服务”和“主旋律”翻来覆去地“翻烙饼”了！

 

　　对“主旋律”的口号，有各种不同态度：有人一听就懂，洞如观火，一笑了之；有人不屑一顾，“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有人急于成名，权宜之计，投其所好，巧加利用；有人利欲熏心，出卖良知，极力制作，垃圾成堆。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如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近来大家都在悼念巴金，纷纷都说到巴金先生是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良知。但是，难道“主旋律“不是在收买良知吗？我们如此之多的国家级艺术家，如此之多的蜚声国际的著名人士，难道对“主旋律”这样的江湖口号的危害性，不能察觉、警惕、深思、揭露而抵制吗？难道能继续任其流通、人芸亦芸而昏昏噩噩继续盲从下去吗？

 

　　艺术如不能走出被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及阴影，就永是奴隶或奴才，就永不能解放，就永不能获得独立，也就永无真正的生命力。近年来的许多大型汇演的许多作品都不能成功，跳不出“主旋律“的思维定式和阴影是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