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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西方历史编纂研究的形而上学
（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的节录。）
在评判历史实在的某种特定的情节化时，历史实在的表现作为这种或那种或多种情节类型（悲剧、浪漫剧、喜剧、荒诞剧、史诗、田园剧等等）的范例，它具有的相对的充分性和道德意味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西方，历史话语受到在过去中发现形式的欲望驱使，通过留给我们的杂乱的遗存，我们知道过去曾经存在，但现在呈现的只是遗迹、碎片和混乱。我们想要知道，关于过去的生活形式，这些杂乱的遗存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但是，为了从中抽取一些可理解的信息，我们必须先给这些遗存强加某些秩序、提供某些形式、赋予某种模型、确立它们的连贯性，以作为现今已分裂的整体各部分的标示。
一
我们目前的研究中涉及的是，在努力确定不同部门的知识产品是否取得“进步”时，特定的历史学的知识用处何在？同时，如果它有进步，这种进步是怎样进展的，它如何沿着既定的发展轨迹自我伸展，又怎样在转化中延续，并且，它怎么可能在一种非目的论的确定了的认知戏剧中实现自身？此外，我们还想知道，“转折”和“复归”是如何在这之中起作用，内在于这一结合过程的冲突是如何解决或无力解决的，以及对于“进步中的主体”，这些解决方案耗费了什么样的代价？因为进步只有作为朝着理想状态的运动才能衡量。
在某个特定的人类活动领域中，关于进步或退步的那种科学方法上可靠的历史学记述预先假定了客观性，或者至少是对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当问题在于就讨论中的现象所做的历史学研究中得出这样一种记述时，客观性或中立性事先假定了与现象的某种“间距”，并设想了某种“配景”，从这种“配景”看，现象将被当成一种可能的研究对象来把握。但是，如果“历史”被视为同一的、整体的和发展的人类存在的条件，间距和配景二者都非得相信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是间断的而非联合的，是相异的而非相似的，是毗邻的而非连贯的。关于过去的历史学记述被认为是一个过程中的片断，该过程实际上已经结束，是“过去了的和完成了的”，是死而再生的。该历史学记述包含了对这一过去的展示或表现，就好像它只是实际上结束了，并没有真正过去和完成，而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即一种在现在将自身展现为间距的、偏离的、仍在退化而非彻底消逝了的不在场活着。
这便是为什么“新近的过去”是历史学分析的一个特殊问题，这种“新近的过去”即不远的或最近的过去，它是仍处于进入过去的过程中现在的那个方面，是还没有成为过去的“过去”。新近的过去总是正在退入间距之中，但它并没有完全地疏离自身从而使我们获得一种关于它的“历史的配景”。正是所谓的“不会离去的过去”，即那种在“离去”时退入到间距中的过去，仍然不会“完全离去”，并因而成为一种完全是历史学分析的可能对象。
二
由于我们的兴趣是确定时下在社会和文化实践的特定领域中的规范原则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即它是表现为进步、退步，抑或二者的某种结合，因此我们不可能做出那种允许我们把它看作发展过程的一种终结，因而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学判断。从事物现在的情形中，我们努力在科学研究的特定领域内判定进步可能会包括些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它的存在，这种情形使它自身表现出受到了堕入一种“不规则的混乱”状态的威胁。有的人（如亚甘宾、利科和拉普朗虚）认为造成这种混乱状态的原因是，描述历史发展之变迁的传统模式，如线性的、循环的、二元的和不规则的模式，看上去彼此矛盾并不可比较。
历史轨迹的这些可能模式都被置于两种其它可能模式的对立面。这两种模式被称为混沌（大爆炸）模式和恒定（稳态）模式，它们大概是从当前高能物理学、遗传学、天体物理学和宇宙演化论诸领域的理论中得出来的，并在不同的整合事实性记录的层次上，作为可能的历史命运上拓展到了种种历史进程中。
在我看来，混沌模式和恒定模式都不适合描述历史过程的特征，因为历史概念本身假定所研究的过程本质上是宇宙论的，而不是混沌的，除此之外，历史中的恒定状态只能解释成变化中的连续性或者连续性中的变化。历史学认为历史具有一种实体性意义，无论研究的这种“实体”被解释成了上帝、人性、文明还是解释成了社会。线性的、循环的、二元的和不规则的模式描绘出在各种系统和各种过程中可辨别的不同种类的（宇宙）秩序。人们设想这些系统本质上是宇宙论的，而不是混沌的，并设想这些过程是不同类别的变化中的连续性或连续性中的变化所具有的功能。这样，线性的、循环的、二元的和不规则的模式必须被看作人类意识的建构，这种意识渴望以“思索”的形式在混乱中发现秩序，并且试图把变化看成复杂系统中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的存在形式一直在变化，而它的实体却保持不变。对于不能遵从混沌和恒定思想中任意一种的历史编纂而言，混沌和恒定模式便成了问题。
从心理学上讲，对于特定“历史主题”的描述中将混沌与恒定相联系的问题，任何解答都可能被我们说成是一种如愿以偿的幻想，它是一种渴望一致性的产物，为的是回应一种焦虑，这种焦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被理解成了“繁盛嘈杂的混乱”，而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被理解成了一种间断性。历史事件的某个特定过程可用一种能以线性、循环、两极振荡或不规则形式表现的模式来描述，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当这些模式中只使用了一种时，它造成了过度减化；当使用了不止一种时，它又造成了混乱。任何按照（历史学）游戏规则工作的史学家都明白，这些历史中的宇宙论过程的模式完全不足以进行描述，更不用说对历史过程加以解释。为什么呢？
首先，它们都是几何学体系中的抽象物，几乎不可能用来描述“自然”中的真实过程，更不用说“历史”中的真实过程。其次，就将它们运用到自然或是历史中而论，这些模式太过一般，也太过含糊，以至不会让人们有信心用它们充当说明性的或是解释性的方法。第三，它们也太机械论了，不能用来描述更具有机性的过程，或者若不是更有机性的，也不能用来描述比纯粹机体性更具社会精神性过程。
这种意识形态随着一切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沦丧。宏大叙事朴素的思想性正好在它们使用这些线性的、循环的、两极振荡的和不规则的形式作为其表现的显性形式时表露无遗。这种宏大叙事或历史神话的终结表现在，人们用什么来证明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本身已经终结，并且被一种本质上是全球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新的时间－空间意识所取代。这种意识根本上是“后历史的”，这意味着它不再对时间性感兴趣，不再关注空间，也不再关注以市场和所有权组织起来的全球和地方区域之间的联系；意味着由于所有的空地都被“殖民化了”而不再有发展，并且呈现出一种“川流不息和奔放”的景观，而不具有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哲学中那种“变化和连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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