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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了一生
图：穿着粗布中式棉袄的戴乃迭和杨宪益
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或之轻
杨烨一路沉默。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当乃迭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回身欲介绍杨烨时，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
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乃迭只好先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
几小时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机场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煞？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钱、没有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萨利文和姨妈希尔达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国前看到儿子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深感欣慰。
回到北京后，乃迭给霍克斯写信说：我儿子现已改名为大卫·萨利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克服的问题，如拒绝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他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
曾经有过几次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机会，比如翻译科技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但都因杨烨拒绝出示证件，拒绝承认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
1977年春的一天，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后，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催促他“快去、快去！”
他们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玩得既投入、又开心。“你是哪里人呵？”回家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全盘否定的。他选择了沉默。他的情绪一落千丈，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而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更是无情地、再三地提醒着他，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有过怎样的过去……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开。
杨烨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身份的努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击碎。越是想甩掉过去，过去越是神出鬼没地缠绕着他。杨烨也许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过去。
1978年的圣诞，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1979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四个表兄妹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情，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一路上，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敏感脆弱的表哥呢？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截了当的NO分量更重。“咱们回家吧！”杨烨抢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几分钟后，楼下的人们听到“砰”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坠落屋顶，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
杨烨自焚之后，希尔达在他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活页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优美的文字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88页。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著名诗歌《永不屈服》。
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里，当他伏案疾书，认真工整地抄写着这些不朽的诗篇，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是否被这美丽的文字，激励人心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杨烨没有学习过诗歌，但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气质；杨烨早就在数学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鄂城小镇寂寞冗长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姨夫认为他的论文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终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不曾施展他的过人才华，就这样瞬间化成了灰烬。
无法言说的痛楚
我不知道作为父母的宪益和乃迭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我只听说，在乃迭已经失忆的晚年，她曾经仰天长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孙子呢？！”
自杨烨去世之后，乃迭饮酒便不分时间场合，杯不离手。儿子的悲剧在乃迭面前成了谈话禁区。1979年夏，宪益、乃迭应邀到英国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前他们先去访问了希尔达。
午饭后，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里聊天。“我……我真的以为……杨烨好多了……”希尔达试探着说道。这是姐妹俩在杨烨去世后首次见面，希尔达怎能避而不谈呢？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杨烨的房间呢？
乃迭直起身，原本轻松的面孔此时异常严肃：“我们决定了，不谈杨烨！”乃迭边说，边举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这个话题推出去。
从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乃迭面前提杨烨。
儿子的悲剧是否因为应验了当年母亲的预言而令乃迭无法面对？她是那样坚信自己的选择。她不屈不挠地克服着一切困难，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自己的爱情，但她的命运终归没能逃脱母亲的谶语。她责怪自己吗？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说的痛苦和对儿子刻骨铭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还是更强烈？
1990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宪益、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眼泪顺着宪益的脸颊无声地淌着，他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只杯子搡给宪益：“咱们喝酒，喝酒！”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
我不忍追问宪益先生失手打了乃迭一个耳光的细节。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无法言说的苦楚；一个承载着同样痛苦的父亲，一个儒雅敦厚的丈夫，无奈之下打了酗酒的爱妻，从而留下难以释怀的悔恨；这个耳光让我们窥见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荣誉背后所承载的巨大伤痛。
我曾听希尔达赞叹杨烨的笔迹几近印刷的艺术体，当我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杨烨的手抄诗时，我还是震撼了。透过那娟秀的笔迹，优美的诗句，泛黄的纸，尘封的页面，我触摸到一个备受煎熬的年轻的灵魂……那些凝聚着他的憧憬和绝望的诗篇让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告知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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