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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亚南: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骗子和哑巴

作者:胡培兆 周元良 来源:凤凰网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05日 点击数: ( 字体: )

 
 
193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要他到湖南衡山给集中营的“政治犯”讲课,他身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委员,无法推诿,只得从命。他知道“政治犯”的水平,就以隐约而深奥的言辞,从卡尔到伊里奇,宣传了一通马列主义。“政治犯”听得连连首肯。讲过之后,看守所的那些草包狱吏,还不懂装懂地称赞“王先生讲得好”。
 
在大学讲坛上,他讲的课新颖深刻,教室内外,门窗过道,总是挤满人。在厦门大学担任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时,由他引荐的郭大力、洪深、林砺儒、杨东纯、石兆棠、王守礼等进步教授相继应聘而来,使厦大成为我国南方的民主堡垒。
 
王亚南的前半生是处在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黑暗社会,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惨苦万状,难以聊生。从他本人的惨淡经历,是极容易同情和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因而也是极容易接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的。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武汉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对他耳提面令的谆谆教导。
 
因此,他虽在大学里,却不纯粹是学府里的教授、书斋里的学者,仍然是与社会的火热斗争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家。他与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往来,支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从而也遭恨于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时受到威胁,甚至收到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特务的卑鄙伎俩,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1949年初,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香港,暂在达德学院供职。
 
到香港不久,他受友人邀请,去台湾大学讲演。这时台湾形势已十分紧张,蒋介石为退却准备,在台湾大肆捕杀“危险分子”,取缔进步组织。在王亚南去讲演之前,有几个进步文化人士已被暗杀。王亚南讲演了几次,就被特务注意上了,在朋友们的掩护下才安全返回香港。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就把他和在港的一大批文化人士送到解放区。抵北京后,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即来看望他,并征求工作意见。不久,根据他本人愿望,安排到清华大学当教授。
 
为革命、为人民走南闯北过半生,终于见到了太阳,他欣喜万分,充满力量,自励要加倍工作。1950年,政务院任命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为止。他生前除了日理校务、讲课、科研以外,还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和学术要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委,《经济研究》、《新建设》编委等。1956年和1957年,曾以团长身份先后率领中国大学代表团和中国教育专家代表团分别去印度、缅甸访问和工作。虽然一身多职、担子繁重,但他都完成得很出色!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脚板床育大器
 
王亚南10岁丧父,家境不济。他深知求学不易,加之有救国抱负,所以读书十分勤勉、刻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至死手不释卷。还在中学读书时代,他把木板床的一脚锯去半尺,每读到半夜,上床睡一觉后,迷蒙中一翻身,床就向短脚方向咕咚倾斜,他就惊醒过来,马上爬起读书。天天如此,从不懈怠。所以他在中学时,成绩就很拔萃,被誉为班里三杰之一。翩翩少年,饱学非凡,受人钦羡,谁知他吃的是苦中之苦。后来他对秘书说,年轻人不发奋多读点书尚待何时?我那时只是十分困乏时才上床睡一觉。
 
进大学后他学的是教育。在学习上他真可谓是“贪得无厌”的,还以中文、英文为辅系,同时修习这两系的课程。繁重的课程业务,强烈的求知欲望,需要他以加倍的毅力去消耗加倍的时间和精力。从这时起,他养成了十分有规律的学习工作习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读书、工作、锻炼。有条不紊,至死不渝。他对师长十必尊敬、只要有所长,他就虚心学。大学时代有位教师课上不好,大家反映听不懂,流露出不敬之意。但这位教师对学生偶尔谈及养身之道时说:脑力劳动者每天应至少走十里路。这话对王亚南启发很大,从那时起每天坚持步行活动,一句话使他受用一辈子。他外语水平很高,解放前就精通英语、德语、日语解放后又学了法语、俄语。青年时代在日本时,他住房隔壁有一位老太太会德语,他就每天向她谦恭求教。他的德语就是这样学起来的。由于他在年轻时勤奋好学,刻苦砥砺,博通文、哲、史、经,这为以后成为经济学界之巨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王亚南作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除了他翻译、宣传研究《资本论》方面有杰出贡献之外,还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原理研究中国经济形态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著作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40年代以前主要是翻译,40年代以后主要是研究。读书—翻译—著述,是他的做学问之道,是颇可为我们借鉴的。他一生勤勉耕耘,孜孜不倦,著作等身。从3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夜,30多年的文化生涯中,他一共翻译和著述了近40部书,单篇发表了约400篇的论文、报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过早的损命,将有更多的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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