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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亚南：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骗子和哑巴
解放以后，王亚南对《资本论》的译文又作了几次缜密的修改，在玉成圆美上又倾注了许多心血。王亚南从1928年起到1969年逝世止，为翻译、研究《资本论》勤勉不息地工作了44年，刚好等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间。这可以说是《资本论》撰写与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昔为“野马”今为牛
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世界观是很彻底的，在他漫长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经历了无数次磨难，却没有在自己的历史上沾染一个污点，保持页页洁白光亮。他在理论上是鲜明的，实践上是坚决的，工作上是负责的，品格上是高尚的。就他为人方面的种种美德也教人永难忘怀。
王亚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前，是威武不屈的猛士。他自比野马，不受任何旧法规、旧传统的羁绊。为革命东奔西跑、左冲右突，大有踏破旧世界的气概。可是，他对人民却一向十分真诚谦逊、廉洁，完全是一头孺子牛。解放以后，他不再把自己的住房叫“野马轩”了。
在厦门大学，他的收入可以说是最高的，单是稿费与出版税的收入就很可观。然而，他们一家没有比别人生活得特别阔绰。他于1950年回厦大当校长，但家属1955年才由北京迁来。这5年中他自理生活，非常简单，房里除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外，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床铺差不多只比读书时代多条腿，褥子下垫的竟是一堆鼓鼓的稻草。家属来以后仍然保持简朴的生活，戴的一副黑框细脚架的老式眼镜还是23岁念太学时买的，一支磨秃了的大号金星钢笔解放初买的。这两样帮他读了无数部古籍今论、写了无数篇锦绣文章的宝物一直陪伴他到停止呼吸为止。他极喜欢孩子，但从不溺爱。不准孩子坐小车，吃小灶，他看不惯懒惰，总要让孩子多锻炼，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他过去是太舒服了。孩子大学毕业了，征求他的分配意见，他不要组织照顾。男孩北大经济系毕业分配到兰州，女孩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山西，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以后组织照顾才把他男孩调来厦大。
他自己一家生活简朴，对公益事业和有困难的同志却总是慷慨资助。他把稿费给学校教工办幼儿园，给困难的学生付讲义费。教工有困难，他解囊相助。1956年秋天，外文系有位青年教师需要到大连治疗。他知道后，心想：“助教工资低，出远门要花钱。”立即拿出二百元钱叫秘书送去。秘书走后他又想：“北方天气冷了，衣服可能不够。”又拿出自己的大衣叫秘书跑第二趟送去。就在同一年，他爱人得了慢性病，长期在家休养。他先是把爱人病休期间的工资全部送给幼儿园，继而给她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后见病不易好转，干脆要求组织部门去掉爱人的编制，公费医疗也放弃。这位经济学家深谙全国的经济，却从来不会合计他个人的“经济”，即使劳作一世，简朴一生，银行里竟没有分文存款，留给孩子们的全部遗产就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后残缺不全的一堆书。
但是，他对同志的关心，决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慈善心肠，而是他胸怀中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信念在行动上的自然流露。于是他对同志不仅有和蔼的一面，还有严厉的一面。他性情豪爽，襟怀坦白，耿直敢言。对谬误、邪气、庸俗从不迁就苟且，大家都说他有“陈老总”的脾气。他很爱讲礼貌、讲文明。看见教师穿戴邋遢他要批评“衣冠不整”；学生穿背心进大礼堂他要斥责“野蛮”。他有一次到学生宿舍，一个学生不经意躺在床上把脚架得老高。他发怒了：“我是校长，如此无礼，对其他老师更无礼貌可讲了。”这位学生连忙爬起，深悔不已。有时遇上一件往往不为常人瞩目的小事，他也会想得很远。
1964年他在上海寓所的庭院里散步时，见一个拣废纸的小姑娘腿上有许多伤痕，他关心地询问起小姑娘来。小姑娘说，她昨天拣的废纸太少，被妈妈打的。他听了马上跑回家把所有废纸、看过的报纸抱来塞到小姑娘的背篓里。目送小姑娘走了，他还十分难过地在房里踱来踱去，说：“上海还有许多人靠拣破烂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改善？”可是，这位经济学家的希望不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四人帮”冲灭了。不仅那位小姑娘生活得不到改善，就连他这样的大学校长也朝不保夕了。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资也被扣了，精神和肉体上受尽屈辱和折磨，终于愤郁成疾。1969年11月13日因患恶性脊椎肿瘤医治无效，逝世在上海华东医院。弥留之际，他同孩子谈过对上海的这样一个观感，“过去有一个学者讲过，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他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之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1978年，王亚南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福州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陈云、方毅、彭冲等许多同志都送了花圈，王亚南倘若地下有知，当应含笑于九泉。
（本文摘自《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第一集）》 作者：胡培兆 周元良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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