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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不能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
与原教旨自由主义用“普世价值”代替“中国价值”相反，中国的历史主义者们有一种将“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人为对立的预设。似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中国的“好”一定要与西方的“好”对着干。的确，西方现代性具有复杂的双重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吸取何种西方文明：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呢，还是野蛮扩张的国家理性？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历史主义者似乎与子安宣邦、酒井直树这些日本左派学者不同，他们批评西方的炮火，不是瞄准以富强为导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方面反而令他们惊羡不已——而是靶指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于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讨伐变成一个有选择的逆向扬弃：抛弃了制约人类狂妄自大的文明价值，而独独留下了最可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中国的历史主义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在这个目标之下，必须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注的是“什么是好的”，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是全人类普遍之好。“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
与“文明一元论”的“殊途同归”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道扬镳”不同，“文化多元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理一分殊”。它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只是对于这些价值之间何为优先，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世文明并存，主张用文明的对话取代文明的对抗，在各种文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之中获得普世文明的价值共识。
在欧洲思想史中，早期的历史主义有其特殊的理论贡献，它纠正了启蒙运动中普世理性忽视不同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偏颇，为人类普世理想的实现奠定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之根。只是到费希特之后，历史主义开始保守化，逐渐与国家权力联手，变得歇斯底里。一种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主义思潮，本身具有多歧性，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历史主义有多种内在的发展脉络，其在欧洲思想史中拥有与启蒙同样悠久的传统，在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都有表现。但为什么到了德国之后就发生了蜕变？德国历史主义的大家梅尼克在纳粹灭亡之后痛定思痛，发现19、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抛弃了德国早期启蒙运动中歌德、康德和赫尔德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与普鲁士保守的国家主义勾搭成奸，最后败坏了德国文化的好名声。
德国的这段沉痛往事，足以为中国的历史主义者们敲响警钟：你可以秉持“中国价值”“中国模式”的历史主义立场，问题在于你的历史主义在多元的中国文明当中与谁结盟，与那种传统相结合？中国文明早已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它早已风化为各种有待激活的思想碎片，就看你的历史主义青睐何种传统，与哪一种历史传统发生化学反应了！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没有可比较的通约性，因而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任何“好”都是相对的、局部的，只有对个别民族的“好”，没有普遍的人类的“好”——再往前跨越一步，便是尼采式的虚无主义。
而文化多元主义则可以与启蒙的普世价值兼容共存。以赛亚·伯林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同等真实，同等终极，同等客观，不存在价值的等级秩序。但对于人性来说，不管多么复杂善变，只要还可以称之为人，其中必然含有“类”的特征。不同文化之间也同样具有可通约的共同价值。虽然民族文化的差异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叠的，这些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都是敞开的，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自身的文化、国家和阶级的特殊价值观，突破文化相对主义者企图限制我们的封闭盒子，进入“他者”的文化。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总是可以理解“他者”的心灵，理解他们的生活目标，从而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多样性。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丰富的世界，文明一元论的“殊途同归”是不可行的；中国的发展不能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中国特殊论的“分道扬镳”无疑是一条死路；唯有文化多元主义的“理一分殊”，才有可能让中国在不背离全球普世价值的前提下，探索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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