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述评

 

【导读】“帮凶说”是港台等地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用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有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但决不能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帮凶”。

 

 

 

资料图：文革中的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最复杂的一场政治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因此，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一直成为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中一个既重要、又复杂而难于研究的课题。近15年来，学术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和拓展对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就此作简要述评，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研究概况

 

近15年来，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已发表60余篇。有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金冲及的《“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金春明的《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石仲泉的《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和《为周恩来辩护——纪念中华之子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童小鹏等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陈扬勇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等。代表性的专著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扬勇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和《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5年）、安建设编著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

 

有关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年谱资料、回忆录和一些传记相继出版。力平、马芷荪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公布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量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专题性的回忆录和文章有：吴庆彤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张佐良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民的《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成元功《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赵炜的《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和杨尚昆的《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等。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金冲及等主编的《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力的《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英〕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等，也都涉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较大规模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大多集中在1998年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和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如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了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和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周恩来一生的丰功伟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贡献。1998年2月23日，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08年3月1日，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两篇讲话为我们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此外，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地方政府等都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题均受到重视，并展开研讨。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15年来，关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和国家的特殊贡献问题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特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江泽民从政治、经济、外交三方面概括周恩来的特殊贡献：（1）政治上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运转，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主席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促成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2）经济上坚持排除干扰，始终不放松经济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3）外交上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胡锦涛则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卓越贡献概括为：“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01/content_7695001.htm。）

 

学术界首先在宏观上，从不同视角阐述和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贡献。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这主要体现在：忍辱负重，尽力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疯狂暴烈行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坚忍不拔的斗争，苦撑危局，努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挽狂澜于既倒，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党和国家免于分裂，起到了任何人难以起到的“中和”作用。（石仲泉：《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有的学者进而认为：“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英〕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也有学者把周恩来的历史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或六个方面。“三方面说”是：（1）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2）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3）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作出这些贡献有着多方面原因：根本原因是深厚的群众基础，直接原因是高超的斗争艺术，内在原因是高尚的个人品德，外在原因是崇高的领导地位。【童小鹏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2—310页。】“六方面说”则是：（1）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统一，维护中国社会最低限度的正常秩序；（2）始终抓紧和推动工农业生产，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3）千方百计保护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努力保护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保护邓小平并使之复出，为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保留了脊柱和栋梁；（4）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协助毛泽东打开中美交流之门，推动国际新格局的出现；（5）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稳定和团结；（6）以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为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