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述评

 

（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违心之举问题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也有一些违心之举。1980年8月，邓小平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论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情，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8页。）一直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敏感，也相对困难。十五大以来，学术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较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处境，揭示了产生违心之举的必然性和主客观原因，较之以前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研究者普遍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的“违心之举”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既能保护自己、又有利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唯一而痛苦的选择。有学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当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被打倒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周恩来，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历史留给他的回旋余地太小了。【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第49页。】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金冲及：《“文革”时期周恩来的两难处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也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和前途，他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高尚人格。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邓颖超也曾说：“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98页。）

 

研究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周恩来违心之举的本质所在和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关于周恩来违心之举的本质问题：一是认为周恩来的违心之举是表面现象，不是本质。因为当时对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的政治生命，周恩来同志是无能为力的，但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做了许多保护刘、邓（包括许多老干部），关照刘、邓，对刘、邓有利的事，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反映本质的，反映周恩来同志内心感情的。（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引言第14页。）二是认为周恩来的某些所谓“违心”之举，实质上是有益于党、国家和人民之所为，在某种意义上使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民经济避免了全面性崩溃，在相当范围内使相当一大批老干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大权最终未落入林彪、“四人帮”之手。关于周恩来违心之举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和当时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得势于一时；主观上一是在思想上过于相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绝对正确性，二是他外在柔和的性格。（唐根华：《略谈当年“文革”中周恩来的所谓“违心”》，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第三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3—769页。）

 

对于周恩来的违心之举，也有学者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这主要表现在：（1）全力保护老干部，对迫害、打击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2）坚决反对极左，在阻止“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防止“文化大革命”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极左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3）最早提出、并于1972年全力推进整顿工作，从而使1975年整顿成为最有组织、最具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行动。那么，既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抵制”和“抗争”，为什么没有被打倒？论者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相忍”和“违心”保住了自己，而是因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极左势力难抓把柄，同时，周恩来主持的纷繁复杂的国务管理工作别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和崇高威望，使林彪、江青集团既想扳倒他，又惧怕他。（胡连生、刘光慧：《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理论探讨》1999年第1期。）

 

笔者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违心之举是客观存在、毋庸讳言的，这既不会影响我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殊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也并不是否定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抵制”和“抗争”始终是主要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周恩来在什么环境、什么情况下产生违心之举，以及主客观原因是什么，这对于深化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问题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局限性，是一个既十分敏感又绕不开的活题。近15年来，学术界主要在如何正确认识周恩来的失误及其发生失误的原因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研究者认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失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回避，更不能护短。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吗？当然有。而且在那种“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处于他的那种地位，不犯任何错误倒是不可想象的事。要举出他处理不当甚至完全错误的人和事，那是可以举出不少的。至今还有人对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某人某事有意见，这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也有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后，党内有些老同志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有些不满，甚至带有怨气。例如，周恩来有时也跟着喊一些不该喊的口号，参加一些不该参加的批斗会，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等等。这也是事实，不无道理。但是从历史的大背景看，设身处地来分析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也许会改变这种看法，消除对周恩来同志的误解，减少一些怨气。（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第265—266页。）

 

其次，研究者认为，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脱离当时特殊的具体历史环境。有论者指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行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当时很多的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秩序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泽东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如果不弄清楚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宋平：《怀念周恩来同志》，《话说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