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述评

 

学术界还就“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要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研究。（1）关于经济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周恩来的经济指导思想主要是：巧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尽力保护生产；始终把农业作为支撑全局的基础；把住经济关口，坚持“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坚持“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巩玉闽：《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2）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不仅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思想的倡导者，更是排除干扰、纠正失误、稳住农业基础的领导人。由于他的努力，我国农业在动乱中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并有缓慢增长。【张化：《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中稳住农业基础——“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农业领域的贡献》，《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第658—668页。】周恩来还为稳定粮食局势殚精竭虑：阻止冲击农业，强调不违农时；坚持不懈努力，扭转南粮北调；解决“三个突破”，力保粮食稳定；重视节约用粮，反对粮食浪费；坚持“以出养进”开展粮食外贸。（唐正芒：《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3）关于对外经济工作。有学者指出了周恩来的四大贡献：积极推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提出利用外资、开创“特区”的设想，积极推进对外经贸交流和合作；领导和组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王骏：《“文革”后期周恩来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4）关于环境保护工作。周恩来不愧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他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注意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导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加快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步伐。【杨文利：《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第三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28—536页。】应该指出，学术界对于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以外的其他领域的贡献，关注和研究得还很不够，成果也显得单薄，这是亟待加强的。

 

此外，学术界还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贡献。代表性观点有：周恩来大量解放和安置老干部，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纠正“左”倾思潮，初步治理整顿，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纠“左”及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信任、培养和重用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树起了有力的核心。【赵军祥：《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的历史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不理解到拥护和赞成，在矛盾和困惑中被动跟进，再到限制和抗争。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具体发展过程，研究者的理解则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的“文化大革命”酝酿和开始阶段，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既是被动接受的，也是拥护和赞成的；第二阶段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地跟进；第三阶段是1967年以后，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并基本形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过程是互相交错进行的。（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恩来是从好的积极方面去理解的，同时要求自己努力跟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个转折点。（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研究者还认为，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情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疯狂和暴烈的行为，周恩来感到十分痛苦，并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事前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但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觉察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第2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他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他从未想到“文化大革命”会是那样的混乱、暴烈、疯狂、残酷！他不可能对这场“革命”公开地表示反对，在一些场合甚至还要讲违心附和的话。他充当的角色，就像他敬仰的大禹那样，治水宜疏不宜堵，因势利导，筑堤束洪，纳入河道，百川归海。但是，造乱的势力太大，治乱与造乱的斗争，是他一生的经历中所从未有过的艰难。（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95页。）

 

尽管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觉醒比较早，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并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也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李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使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二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促进的。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二是由于已经形成的反修防变时代特点和大环境；三是缺乏实践检验。（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1期。）

 

学者们还认为，虽然周恩来没有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一种观点认为：“在有些人看来，好像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一伙只是一味地退让和忍耐。其实不然。一旦时机成熟，火候适当，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做恶者以打击。”“如果只是一味忍耐退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结局，绝不是后来这种样子，只会更糟。”（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序第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周恩来的斗争采取了一种不追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而是后发制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使得这种斗争并不主要以激烈的形式表示，往往表现出一种调和的表象。在特定的条件下，协调又可以成为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协调中包含着斗争，斗争的结果又促进了协调。（杨先农：《浅析周恩来减轻“文革”错误的对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周恩来本人来说，选择拍案而起比选择忍辱负重更轻松，更容易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但对于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说，选择忍辱负重比选择拍案而起更稳健，更有利。两相权衡，周恩来选择了忍辱负重。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和策略，自始至终充满荆棘和旋涡，也伴随痛苦和折磨。（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学术界对所谓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保”和“顺守之道”这种论调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是为了“自保”；他说的那些“违心”话、做的那些“违心”事，也是为了“自保”。“顺守之道”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哲学。的论调也进行了批驳。有学者认为，忍辱负重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政治品格，也是周恩来所以为“周恩来”的个性化特征。“保持晚节”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提出的操守理念，也是他后来的行为准则。周恩来的这种操守理念和行为准则，是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不是明哲保身、“自保”为己。就整个“文化大革命”言，就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总的关系言，周只能“顺守”，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和毛泽东犯了大错误；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和破坏而言，他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不断地“治乱”，尽量减少损失，尽量减轻灾难，也可以说他没有“顺守”。因此，笼统地讲“顺守之道”是周恩来的政治哲学，是不科学的。（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24—428页。）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也不是他盲目愚忠、推波助澜；更不是他留恋名位、明哲保身。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智慧，管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董俊山：《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家品格》，《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期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和态度的研究，尚有待加强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