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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来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述评
不少研究者还从早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等视角来分析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失误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人都有弱点，而且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常常是联结在一起的。周恩来自己曾说：我的好学和好静，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时，他在重庆又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也有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周恩来曾说：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对我来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举轻若重。（金冲及：《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当然，在周恩来的“忠”里也包含对党的领袖迷信的“愚忠”，是其“忠”的思想的消极成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后期一再遭受疑忌的时候，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这既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有关，更与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的迷信有关。（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07—408页。）笔者认为，导致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性格方面的特点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有些类似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我剖析：“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帮凶说”是港台等地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用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充任领导者、决策者；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他一是帮助制造“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难辞其职；二是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不可能拖10年之久，因而，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但决不能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帮凶”。理由是：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狂暴做法，根本谈不上“助纣为虐”。所谓“帮凶”，即帮助行凶作恶者，从政治层面言，周恩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法制层面讲，周恩来与那些事根本不沾边，因此，何论“帮凶”呢？！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是“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有目共睹的。因此，说周恩来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实在有悖于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石仲泉：《我观周恩来》，第412—415页。）
三、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研究方向
尽管学术界对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就进一步拓展领域、深化研究而言，还存在三个方面不足。
1.研究资料公开、挖掘不够。一方面是有关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档案资料整理和公布还不够。《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传（1949—1976）》和一些回忆录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原始资料，但是有关周恩来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处理情况，现有资料公布得不多甚至没有公布，直接影响着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另一方面，研究者对现有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得还不够，特别是运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和相关传记资料，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还有不少文章可做。如有人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前，周总理为排解心中的苦闷，亲笔写下《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参见廖心文：《关于深入开展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的思考和措施》，http://wxyjh.wxyjs.org.cn/GB/zel/186557/11404517.html。）类似这种材料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处境和特殊心理，很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和充分运用。
2. 研究领域不宽。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能离开周恩来的关怀，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年》，序第5页。）周恩来的贡献和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事务和外交等领域，但从现有成果看，研究者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内容涉猎不多也不深。
3. 研究深度不够。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不少，但回忆性、纪实性、实践活动性的论著较多，一般性的、重复性的研究较多，真正有深刻见解的理论性及原创性论著较少，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则属凤毛麟角。尤其是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的违心之举和历史局限等的研究，基本上停滞在15年以前的水平，缺乏高水平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对海外有关晚年周恩来研究的一些谬误，也缺乏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回应。
在新时期，要继续推进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除了进一步公布有关档案资料、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加强分析和研究，拓宽研究领域外，特别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1.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紧密联系“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文化大革命”是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的决策失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失误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不能从单一的人类情感层面和一般的社会道德考评来衡量，一定要紧密联系“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复杂的历史背景，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辨和鉴别。诸如“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认识如何？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怎样的？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与林彪、江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被动接受”，再到“抵制”和“纠正”，他的心路历程是如何发展的？搞清楚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对全面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是十分必要的。
2.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客观准确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功绩和失误。研究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既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事务和外交等领域，全面系统地总结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和特殊作用，这方面必须说够说透；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历史局限和失误，并且科学分析产生失误的主客观原因。尤其需要加强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遇到过哪些复杂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失误，有一些什么样的负面效应？正如著名学者金冲及所指出的：我们应该认真考察当时的环境、弄清当时面对问题难办的地方在哪里？受到了哪些条件的制约？周恩来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做的结果，哪些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哪些与原来预期的不符？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为了评论前人，更多的是要从前人那里总结经验，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金冲及：《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3. 坚持从“事实的整体上”和“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的科学方法，深化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创新局面。列宁认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深化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会从事实的整体上和事实的内部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进一步研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实践，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给“大闹怀仁堂”而受批判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有学者认为，这封信虽然措辞严厉，但字里行间浸透着周恩来对老同志的一片苦心，意味深长。它既体现了周恩来对老干部的苦心保护，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既积极抗争，又十分注意策略。（陈扬勇：《抗争与策略：对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这位学者以科学的态度、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分析和细腻的笔调，揭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路历程，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这样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只有创新研究方法，坚持历史和逻辑的内在统一，才能进一步推进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果。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作者系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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