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与苏联解体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作者大卫·科兹，在2000年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阐述：“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久，公开性政策就开始出台。此后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声势浩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最后，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开始启动。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而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执政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的做法呢？显然，领导层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的：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其次，因为部分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民主化是消除这种阻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将会使每一个苏联公民受益，他们是克服这场改革的阻力的生力军。第三，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层已经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大卫·科兹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此言，耐人寻味的是，将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确认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也不经意间表明，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不可能再有民主。

 

　　至于有人将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归究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的原因，显然是唯心主义史观，也不符合历史的真相。至于说到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二人，前者不过是个“蹩脚医生”，并没有看出病因所在，更不可能对症下药；而后者不过是个平庸的“重症监护”的陪客，除了应付了事，不可对“病人”有所作为。

 

　　大卫·科兹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派们坚信，政治改革将会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民主化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拒绝。”此言，耐人寻味的是，将民主化与社会主义，确认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也不经意间表明，实行社会主义的同时，不可能再有民主。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瓦尔拉莫夫教授说：“问题应归究于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有几方面的歪曲。第一，无视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价值是人，搞非人道主义化；第二，违反了民主的原则；第三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下台，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一系列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

 

　　最尖锐也是最客观而准确的结论之一，体制僵化是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最根本性的原因。所谓的“斯大林道路”，就是僵化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代名词。就是这一体制，将苏联送进了坟墓。这种集权体制，在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时，能集中一切人、财、物力，可以取得暂时的速效。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另外它在政治上的非理性和非人道主义，从表面上看，虽然消灭了各种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达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后果是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

 

　　苏联长期夸大自己的成就，百般掩饰苏联模式的病症，更不探究病源病因，讳疾忌医，拒不改革。从斯大林起，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六任领导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六次错过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遇，以致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到总爆发的地步。

 

　　这种体制导致经济结构畴形，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成了“镜中花”与“水中月”，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上的需求。

 

　　体制僵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考察苏联的国情和斯大林体制的全过程不难发现，封建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封建主义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尽管封建主义制度已不复存在，但是，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现实中，封建主义残余，诸如专制极权制度、家长制作风、人治行为、特权等级观念、官本位等等，严重侵触着苏共和整个苏联社会。

 

　　文化专制主义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体制与封建主义残余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崇奉个人迷信、排斥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对知识份子的政策，是最具代表性的。回顾苏联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存在重大罪错。知识分子不仅不被重视，反而深受歧视；并且是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清洗的对象。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犯”多达120万人，基本都是知识份子，可以说“政治犯”就是知识份子的代名词。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代，情形稍有好转，但知识份子的生态仍然相当恶劣，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多被驱逐出境。（如以著名的科学家萨哈罗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记者、作家、艺术家、演员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也许更能说明斯大林时期的知识份子问题。在列宁当政时期与斯大林当政时期，两个时期的领导层人员构成，是有较大区别的。列宁身边聚集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批精通外语、有留学经历、演说天才、著述颇丰的人才。列宁曾称布哈林为“党内最受欢迎的理论家”。李可夫、托姆斯基都因懂经济，会处理工业问题而受到列宁的器重。加米涅夫有特殊的文学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几卷了。托洛茨基时年25岁，一人领导1905年的俄国革命，表现出极高的组织才能，是一个天才的社会活动家。但就是这些人，在斯大林时期全遭遇迫害，无一幸免。当然，这些人并非无故，他们也是苏联体制的拥趸，但就是因为他们多少还有点人道主义的精神，换言之，缺乏斯大林那种“斗争精神”，结果成了所谓敌对势力在苏共党内的代理人，其结果也就可以想见。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的行为。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确实是个重要的科学论断。也正如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道路”或“斯大林模式”的发生及其恶果，全归究于斯大林一人，是缺乏理论说服力的。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922 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历史表明，这是一种制度行为，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组织活动。一旦形成，就成了一部没有制动器的机器，转啊转，直至彻底散架。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从苏联整个历史和整个体制进行探究，他在1995年8月和10月二次对记者提问时指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所谓“三垄断”，其实质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病——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全面极权与腐败。

 

　　斯大林缺乏民主思想，破坏党内民主，实行个人迷信，明显带有沙皇君主专制体制的特征。他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一个党政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为维护其特殊权益，拒不进行体制内改革，它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掘墓人。

 

　　除上述论点以外，还有以下一些观点：

 

　　国家结构特征说。此观点认为：苏联是最早建立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和联邦制是国家结构的两大基本形式，并都以中央集权作为其共同特征。但是，联邦制国家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面临着比单一制国家更为艰巨的任务。苏联的解体是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

 

　　信息不对称格局的崩溃。此观点认为：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国门的畅开打破了封闭的管治方式。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人心背离的基础。

 

　　军备竞赛说。此观点认为苏共执政集团，置国家实力和国内现状不顾，长期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造成经济结构畴形与经济比例失调。是被美国人拖垮的。

 

　　这些观点不能说没有事实依据和逻辑性，但是，他们只说出了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表象与细节，但没有从事变的轨迹上，挖掘出深层次的导因。综合起来加以观照，导致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主要原因有三条：执政体制长期落后与僵化，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苏共高层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糜烂之风，彻底侵触了苏共的肌体，导致苏共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摧毁了苏共尤其是高层领导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核心价值，管治体制到执政形象，苏共全面失守，除了崩溃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量，对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的人而言，恨的极致就是冷漠。为什么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苏联人民除了兴高彩烈的以外，就是沉默，为何没有人为这巨变而发出悲痛的呼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苏共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是相当重视和有力的，各层级都设有政治委员与相应机构。对事变，为什么苏联的军队也没有任何抵制的动作？虽然有少数苏共上层的官员，作出过抵抗，就是有名的“八·一九”政变。令人感慨的是，这一抵抗性动作，不仅不能挽回颓势，反而成为苏联解体与苏共下台的导火索。凡此种种，值得世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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