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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精神领袖斯大林和他的时代
为了争取盟军援助
斯大林的铁腕也表现在面对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时，不止一次地直接表达失望、恼怒和不满。在捍卫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他硬得像块石头。
丘吉尔在他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6卷本大著《二战回忆录》里，记述了两位小个子巨人亦友亦敌的交往。两人书信往来始于1940年7月1日，德军入侵法国之际；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42年8月12日，长达4小时：一个是生于寒门的“无情的人”，一个是马尔博罗公爵后裔，一个无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这次会晤极富戏剧性，既有激烈舌战，也有“热情的同志般的情谊”。
两天后，丘吉尔即将告别之际，斯大林请他到自己家里喝点酒，并介绍了女儿。“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似乎在说，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但事实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家庭生活。战争令他过度劳累和紧张，而且脾气很坏。期间他向爱上电影制片人的女儿大声咆哮，并第一次打了她。两记耳光让父女两人几个月互不见面。那位电影制片人后来被判5年徒刑。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德国向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参战。丘吉尔设想的英、美、苏三国的伟大联盟终于实现。
为了争取盟军援助，斯大林不惜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曾为中国共产党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据王凡西回忆：“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陈独秀在“三大”上也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得到国际协款16655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27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就达几十万元。
但因为战时苏联的急迫需要，这个十月革命后想用鲜红旗帜铺满全球的国际劳动者组织，这个让英美许多著名科学家、文化人长期心甘情愿为苏联作地下情报工作的、代表着人类光明远景的组织，在1943年春天自行解散了。
同盟国的关系在“三巨头”德黑兰会晤时达到顶点。丘吉尔估计，斯大林会同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支三个帐篷，在没有危险和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会晤”，结果斯大林选择了伊朗首都德黑兰。
这是不喜欢出门的斯大林平生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坐飞机。旅途中，因为飞越群山上空，飞机好几次穿过气流，斯大林抓住安乐椅的扶手，面有惧色，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两年后三巨头再次会晤，斯大林决定乘专列去柏林——专列配有装甲车厢、警卫队和护送车。
1944年6月某晚9点，吉拉斯突然被召进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天晚上，斯大林收到丘吉尔发来的电报，通知盟军将在次日登陆法国。
“是的，如果没有雾的话，会登陆的。直到现在，总有点什么事情妨碍着它。我猜想明天又该有些别的什么了。说不定他们会碰上一些德国人！那怎么办呢？也许就不登陆了，但还是照例作出保证。”在吉拉斯看来，斯大林是在嘲笑以前几次推迟的理由。斯大林认为，盟国只打算等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确实岌岌可危时才在欧洲采取行动。
1944年6月6日，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盟军36个师、288万人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代号“霸王”。
战争形势在1945年4月—5月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伟大的胜利让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间的神。他的案头堆满了各国政要发来的贺电。在分享胜利果实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杜鲁门也不得不让他三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几十年后，人们才估算出胜利的代价：德军每死亡1人，苏联死亡3.2人。
表面上握手言欢，互赠礼物，但在内心深处，斯大林与西方领导人仍然有着根本的分歧。他认为西方那套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他也不同意把战争与和平机械地分开，他一生都认为俄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一如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他曾经认真研读过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后者主张政策、行为应该跟基督教道义分开考虑，斯大林接受了这一观点。
从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间，德国人在俄国俘虏了516万人，其中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死去——他们被圈在露天中，没有任何遮蔽，没有食物。只有105.3万人幸存下来。
斯大林对幸存者采取了严厉措施：这些人必须接受讯问，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战斗到死反被俘虏。他们通常被送往劳改营，他们的家属也会受到监禁两年的惩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马龙闪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提供的研究报告：卫国战争期间投敌变节、直接在德武装部队中服役的有70万到100万苏联公民；被俘苏联军人的一部分被编入德寇警务部队中服役的，在敌占区为德寇地方行政机关服务的苏联公民，达20万到30万人。
当时，甚至出现过整整一个师的红军集体投降的事件。德国人将这些附敌者组编成9个师协同德军作战，这9个师包括：西乌克兰1个师、波罗的海地区3个师、白俄罗斯1个师、弗拉索夫指挥的两个师，以及由哥萨克人组成的两个师。所以，斯大林认为只有跟苏联政府持不同政见者才能活下来，并有可能被敌人威逼利诱来反对苏俄。
俄罗斯史学家认为，战争中的附敌变节本是常态，但出现如此规模的“俄奸”恐怕不得不追溯到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驱赶富农”、“强迫征粮和大饥荒”，不得不追溯到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一生谁都信不过
斯大林一生都处在激烈的争权斗争的中心，他对谁都信不过。
因为时刻可能发生的暗杀，他时刻戒备森严。他在克里姆林宫和孔策沃别墅之间往返时，5辆黑色轿车高速驶过市区，所经之处交通必须封锁。司机们经常互相超车，改变车队次序。车窗上都挂着窗帘，谁也不知道哪辆车上坐着斯大林。
他的别墅有复杂的保安措施，包括探照灯。他去南方旅行等同于军事演习。女儿曾经与他同乘一辆专列，车上的警卫将他包围，每到一个车站都戒严。停车时，斯大林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也跟机车人员聊天，并且总是咒骂那些给他设置障碍的将校卫士们。维斯特兰娜写道：“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和空虚使他窒息。”
他晚年患高血压却不允许医生接近他，而是“服用一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他惟一的社交是在别墅的晚宴，也是工作晚餐，参加者是一些尚未失宠的老同僚：莫洛托夫，一个把斯大林的指令看得比党章更重要的人；贝利亚，脸色白里透青，带着尖刻、自满和某种小职员式的小心翼翼，在30年代肃反中不遗余力，他的秘书经常去落实他看上的女人，但是他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时会流泪；赫鲁晓夫，一个结实、矮胖、狼吞虎咽、精力无限的乌克兰人；日丹诺夫，政治局里公认的知识分子……
这种会餐后来变成大吃大喝、追忆往事和大开玩笑。这种时候斯大林才有局部的舒畅。他常常回忆战争，怀念那些宏大的战役。但偶尔加入者，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点贪吃、时不时流露农民本色的小老头。
晚年的斯大林愈发偏执易怒。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或交谈者。她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为嗅到了清洗犹太人的气味，记者兼作家爱伦堡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报〉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开始在家中等着被逮捕。但几天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后写出《人·岁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身边，放着一张《真理报》。
10小时之后，医生才获准进入，诊断为脑溢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抢救进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当护士用汤匙喂他水喝时，他用手指了指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处境。
他临终前做了一个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读的手势。最后，那只手无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已经咽气的主人胸口，村妇一样号啕大哭。服务员和警卫员排成单列进来向主人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他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只有将军和当官的才会挨骂。
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着安葬。打开衣橱，一共只有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一次也没穿过。一套元帅服上衣很脏，布满油渍，另一套上衣脱了线。最后，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着旧的、还过得去的元帅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干净。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许多人拥到红场，在那里默默哭泣。傍晚时，克里姆林宫外等着向遗体告别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长，他们挨个儿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国父告别。家家户户的门窗挂上红旗，悬上黑纱。甚至劳改营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声。许多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会面后经过大街，看到了北极光。“每年这个时候，北极光会射到莫斯科，一切东西都呈现紫色并微微发亮。那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世界，但不真实。”
（参考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给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安德烈·苏霍姆利诺夫《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姜长斌《斯大林政治评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马龙闪教授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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