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全程揭秘：苏联为何要屠杀两万波兰精英？

 

 

 

核心提示：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而就处决这些波兰精英的原因，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文章原章节标题：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9月19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月21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

 

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9月24日给斯大林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日至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

 

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

 

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