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全程揭秘：苏联为何要屠杀两万波兰精英？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

 

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有关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芬兰抵抗能力的估计以及制订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详见由俄罗斯和芬兰学者共同编写的著作，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

 

前几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是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经达到14人。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亲自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

 

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

 

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2000份，给特别会议发去500份。全部工作预计在1940年1月底结束。从工作人员的报告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这项工作十分费劲，第一，许多战俘不懂俄语。此外，警官们气焰嚣张，因此花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有时达三四个小时。”常常“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3点”。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1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基本相同。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指示中把这些人员分为9类即原波兰谍报人员、暗探机构人员、警察、狱吏、边防军人，情报人员，波兰军事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外国谍报机构的间谍，境外白俄恐怖团体成员，原沙俄暗探局奸细，混入波兰共产党的奸细，从苏联逃到波兰的富农和反苏分子。，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

 

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

 

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与此相关的其他措施还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逮捕全体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军队基干军官；要求把三个专门战俘营以外的波兰军官、警察、狱吏等送往科泽利斯克营和奥斯塔什科夫营；把一批有待进一步进行侦查的战俘送往被捕地点；12月31日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处长阿·瓦·季什科夫前往叶列诺-卡拉库布营，调查那里战俘罢工和逃跑事件，逮捕为首分子等。

 

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例如1938年特别会议把36865人送入劳改营，1939年送去109327人（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