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全程揭秘：苏联为何要屠杀两万波兰精英？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

 

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逃跑企图，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感觉。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

 

11日，战俘管理局就“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采矿”发生的战俘罢工和绝食事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出专门报告，其中列举了“拒绝出工的战俘中的反苏挑拨性言论”。

 

13日，就罗夫诺营战俘企图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战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该营“严格战俘关押制度”并“立即给战俘管理局写一份战俘逃跑的专门报告，说明逃跑发生的次数、促成逃跑的原因”等。

 

22日，战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泽利斯克营的紧急政治报告，反映部分战俘因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并“造成了混乱”。

 

31日，按照贝利亚一个月前的指令来到旧别尔斯克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组也大有收获，他们“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

 

2月1日，被派往奥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鲁年科也向贝利亚报告，对关押在这里的警察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办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将案卷发给特别会议”。

 

4日，科泽利斯克营在例行报告中再次谈到战俘中的“错误情绪”和“反革命现象”。

 

这类情况在旧别尔斯克营的例行报告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

 

19日，一份关于奥斯塔什科夫营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整理完成。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在1939年12月29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中，按照贝利亚的命令为接收芬军战俘准备的各战俘营分别可容纳：尤扎营6000人，尤赫诺夫营4500人，普季夫利营4000人，格里亚佐维茨营2500人，奥兰营4000人，捷姆尼科夫营6000人。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看来，不管苏联当局原来是怎样设想的，自从贝利亚把一批干部派到战俘营去，对波兰战俘的处理就被纳入了一条单独的轨道，至少它不会仅仅根据苏芬战争的结果改变运行方向了。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贝利亚1938年11月25日接任内务人民委员后，给其管辖的监狱和各种集中营“减轻负担”，是他推行的一条“新路线”。1939年，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量下降了近1/3。1939年1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监狱共关押着352507名犯人，4月1日，下降到281891人，7月1日前为196854人，10月1日前为178258人。因此，索普鲁年科提出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完全符合贝利亚的政策。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400人～500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波兰军事组织”是由约·毕苏斯基在1914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起初主要针对沙皇俄国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后并入波兰军队。“射手”即“射手联盟”，成立于1919年，是以波兰青年为对象的军事爱国团体，受波兰国防部领导，在政治上支持毕苏斯基派。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400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

 

实际上，这是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人～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人～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在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上留有贝利亚的批示：“梅尔库洛夫同志，请来我处谈谈。”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指示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

 

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