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四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回声

 

利玛窦与徐光启

 

 

大明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610年5月11日），在一病不起一个星期以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万历皇帝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于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为了纪念这位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使者逝世400周年，从今年初以来，北京、上海等地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和展览活动，到本周达到了高潮。

 

在一般中国人眼里，说起西方了解中国的第一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这当然没什么错，然而，虽然《马可•波罗游记》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在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全面介绍中国社会的作品，但客观评价，夸夸其谈的马可•波罗在他的书里记载的中国实在是道听途说远多于真实，以至于当代国际上许多学者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有人甚至还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确有其人。

 

因此，有确凿历史记载的第一批真正承担起向西方传播“中国知识”使命的，主要是300年后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包括大名鼎鼎的沙勿略、范礼安、罗坚明、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其中各方面成就最高的，无疑当数与徐光启有师生之谊的意大利人利玛窦。

 

1582年8月7日，历经千辛万苦的利玛窦终于抵达澳门，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这个当时葡萄牙人在东亚的据点作了一年多的悉心整备后，利玛窦于第二年9月10日来到广东肇庆，并在当地建造了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从那时起，利玛窦先后经由韶州、南昌进入南京（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是“南直隶”，亦称“应天府”），并最终取道天津成功进军北京，这条通往当时东亚心脏之路一共花去了超过17年时间。连同他在北京传教的9年多时间，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整整27年。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们采取的策略。利玛窦等直接接触中国不久就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因此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在其他地方的强加于人的布道方式，转而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利玛窦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经过多年努力，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官话，而且还能用典雅的文言著书立说。最初，利玛窦以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尚必定像西方的教士一样广受中国人崇敬。所以他削发披袈。结果这样的方式不但未受尊重，反而招来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生装扮，头戴方巾，身着儒服，见人行秀才礼（我们今天见到的利玛窦画像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形象）。这一改变明显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口味，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此外，利玛窦还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结交官僚和权贵。他往往每到一处就赠送或展示一些当时中国没有或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上层人士、直至皇帝之心，在他们的庇护下赢得了许多传教的便利。当然，最重要的是，利玛窦将文艺复兴以后蓬勃发展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诱饵”，吸引中国的知识阶层，最终成功地将他们中的一些人——上海人氏徐光启是一个典型——转变为信徒。由于掌握知识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利玛窦就为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全国已有天主教徒13000人，而到明末更发展到38000多人。

 

但若从基督教向中国的传播效果乃至更高的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交流的宏观层面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在整体上并不能算是成功的。除了向欧洲发回大量信札，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向中国引荐了《几何原理》等科学著作外，老实说，他们的活动并未对后世中国造成太多深远影响。在经过上百年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以后，1717年，清朝康熙皇帝终于全面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利玛窦等人开创的中国天主教事业于百年后陷入困境直至湮灭，西方学者与中国儒者间的友善交往也几乎完全终止。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勃兴的西方文明之间的下一波全面交流，将是200多年以后的事了。只不过到了那时，中西之间的情势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世界已经进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中国沦为了一个弱势的被动适应者。

 

今天有无数学者热衷于挖掘利玛窦对于近代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我认为，要认清这一点，首先必须要对西方认识中国的不同阶段作一简单梳理。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热情由来已久，像今天这样席卷全球的“中国热”，在过去500年间曾经在西方世界里上演过很多个不同版本。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延伸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成几个不同阶段的话，那么在文艺复兴以前，或者更精确地说，马可•波罗以前的漫漫岁月可以被称为“神话时期”。虽然在很早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及稍后的罗马帝国时代（中国汉朝称它为“大秦”），中国与欧洲已有零星和间接的往来，但受制于遥不可及的地理阻隔和当时落后的交通技术，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状态，双方所拥有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匮乏凌乱，而且绝大部分带有虚无缥缈的神话色彩，可信的“知识”成分很少。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从那时（13、14世纪之交）一直到启蒙运动开始（17、18世纪之交）的400年，可以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传奇时期”。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稍后的主角是以利玛窦为代表人物的耶稣会教士。之所以称这几个世纪为“传奇时期”，是因为从那时开始，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基本摆脱漫无边际的主观幻想，开始建立在基本符合实际的第一手材料上；不过，这些第一手材料虽为数不少，但还只是不成系统的见闻故事和感想札记，没有达到建立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面的知识体系的程度。“传奇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此之前，流传于西方的有关中国的书籍的作者无一到过中国；而从那时开始，几乎每一本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都是直接来自中国的亲历报道。

 

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西方历史上（应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启蒙运动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拉开了帷幕。也是从那时起，西方的“中国想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17、18世纪之交到19世纪后期的将近200年，可以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哲学时期”。从那以后，西方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的思考中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印记。那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就是今天中国人视野中美国的翻版——欧洲思考和讨论所有国际国内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这个坐标，避免不了中国的影响。总体而言，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对中国的观察、分析和评述虽不能说十分细致，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有些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等甚至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至今读来仍有很大启发。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热”达到了一个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而下一个高峰则一直要等到200年以后的20世纪末才会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