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革命”：英国的暴民政治

 

“平均派”昙花一现

 

占领伦敦以后，新的矛盾又在新模范军内部展开。克伦威尔和一班被称作“贵人派”高级军官的独立派主张与国王和解，以平息欧洲舆论的质疑，而新模范军内的左翼——平均派反对优待国王。平均派领导人里尔本声称，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源泉，应享有最高主权，国王和上议院都应取消掉；平均派还宣称，国民信仰自由，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普选权等。这些思想在士兵和社会中下层人民中间得到广泛响应。

 

查理一世虽然失势，但政治影响犹在，他先是拒绝了克伦威尔提出的归还被没收的王党财产，但保留议会对王室管制权的“建议提纲”，后在同样失势的长老派帮助下，于1647年11月从汉普顿宫逃往威脱岛。这一结果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本来就质疑“贵人派”与国王的谈判，现在更抓住机会举行示威，部分部队更发动兵变，要求铲除国王和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革。虽然兵变被压服下去，但克伦威尔被迫改变政策，与国王决裂。

 

1648年2月，查理一世联合王党发动对新模范军的战争，但由于后者已经坐大，国王军队很快输掉了这第二次内战。新模范军回到伦敦后，开始清算国王和与国王进行交涉的议会长老派。150名长老派议员被逐出下议院或被关进监狱，剩下不到100名议员的下议院即所谓“残余议会”，主要由独立派议员组成，成了新模范军的驯服工具。下议院通过了把查理一世作为叛国、内战祸首、破坏法律和人民自由的罪犯而送审的决议，但遭到上议院否决。于是，下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下议院是人民选出来的，享有最高权力；下议院出台的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没有得到国王或上议院的同意，全国人民也受之约束。”这一呼应平均派的宣言，为审判国王扫除了障碍。

 

不久，一个由135名成员组成的高等法庭产生，查理一世被以“暴君、叛徒、杀人犯、人民公敌”的罪名判处死刑。但判决时，由于许多法庭成员反对审判国王和判处国王死刑，一半成员拒绝出席，包括原议会军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签名者也只有52人，仅过总数四成，所以判决欠缺效力，是被强令执行的。在法庭上，查理一世对庭长说：“不让我说话，别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公道？”但暴民政治是没有公道可言的。1649年2月，下议院“残余议会”通过废除上议院和君主制的决议，继之王室、教会和王党的土地也被没收和出卖。

 

根据“残余议会”的决议，英国诞生了共和制政府，由41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国务会议”成立，成员大部分是独立派领导人。这样，国家的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掌握在贵族和独立派将领手里，平均派当然反对。随后，里尔本等平均派领袖被逮捕，受到审判。这一行动引发伦敦市民的抗议和暴动，要求释放里尔本等人，一些模范军士兵哗变。克伦威尔凭借手腕和从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威望，很快将哗变镇压下去。平均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被消灭。克氏这一行为被证明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长老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与克伦威尔弃嫌修好，伦敦商人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克伦威尔等独立派领袖。

 

对下级士兵颇有影响的“平均派”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的最大敌人国王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它自己也就难免兔死狗烹。另外，英国的政治文化颇不欣赏激进主义，即使在之前“贵人派”迫于压力而向平均派承诺的“人民公约”里，也作了不允许雇工有选举权的限制。在多数英国人看来，雇工是富人的奴仆，不能完全反映自己的意志，平均派要求扩大普选权、改收针对富人的所得税等主张，脱离了英国当时的社会土壤。尤其独立派认为，一个自由的议会和广泛的普选权将会对私有财产构成威胁，无限民主将走向多数人暴政，导致无政府状态。独立派高级军官艾尔顿曾警告说：“我之所以要为这一切辩护，是因为要照顾财产权……它属于本国宪法最基本的部分，如果把它取消，就连带把一切都取消了。”

 

克氏独裁与王权复辟

 

平均派被镇压之后，克氏开始军事征服爱尔兰、苏格兰，并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权力。1653年，克伦威尔将不十分驯服的“残余议会”强制解散，在数次企图成立顺服自己的议会未果之后，以宪政无望为由，放弃组建新议会。同年12月，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军官会议提出一个宪法草案，宣布克伦威尔为终身护国公。护国公既在立法、行政方面享有广泛权力，同时又是军队的总司令，其权力远超查理一世。不久，克氏把全国划为11个区，每区委任一位少将管理。至此，国家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共和政府有名无实。

 

虽然平均派的激进主张被镇压下去，但共和政府必须顾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与此同时，共和政府的生存需要商人、地主的支持，以维系庞大的军费供给。因此，克伦威尔不得不在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有时向中小层民众倾斜，有时又倾向于维护商人、地主的利益。结果，这两种力量都不满意，“贵人派”高级军官与新模范军基层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虽然共和政府与查理一世时代一样任意征收赋税，收入远多于从前任何政府所曾拥有的，但赤字却居高不下，主要是军队的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只要共和政府存在一天，就无法克服这一财政窘境，而这又制约了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于是，商人、地主们开始希望恢复君主制，解散军队。共和政府只是依赖自己的惯性和克氏的威望在延续。

 

1659年3月，克伦威尔去世，其子理查被推为护国公，但新模范军的许多将领不予承认，理查被迫辞职，共和政府迅速解体。苏格兰驻防军司令芒克借口保卫被军队解散的议会率兵南下，与费尔法克斯相会于约克，进而挺进伦敦，召开革命前在选举法基础上选出的议会，决定政权应属于“国王、贵族和平民”。同时，芒克派人与一直在进行复辟斗争、流亡在荷兰的查理一世长子查理商谈，双方达成妥协。

 

查理根据芒克的建议发表了《布列达宣言》，宣言约定，除直接与处决查理一世有关的人以外，一概免罪；承认信教自由和尊重现有的产权关系，内战期间被没收的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不予变更。这样，查理就扫除了回国的障碍。接着，王党和长老派占优势的新议会通过了请查理回国的法案。1661年4月，查理加冕英国国王，称查理二世。驻伦敦的法国大使写道：“政府因为有个国王而貌似君主政治，其实根本上不是君主政治。”但议会与国王达成的妥协，使清教革命造成的近20年的暴力肆虐、政治动荡的局面终于平定下来；当商人、地主不再热衷搞政治投机，商业也就随之繁荣起来。

 

当然，查理二世并没有完全信守承诺，亲政不久他即着手清算清教革命：9名签署查理一世死刑判决的清教议员被以“轼君”罪处死；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尸体被从墓穴中拖出，头颅被砍下挂在议会大厅之上。议会颁布《土地解决法》，共和政府时代被没收的教会和王室土地归还原主；接着又颁布《宗教考查法》等限制性法令，将清教徒逐出国家机构和国教会，要求一切教师遵奉国教，禁止国教会以外的任何公开礼拜，限制被逐牧师和教师与其拥护者的联系等等，以防革命再度爆发。在乡间，随着自由农衰落，农村人口日益分化为乡绅、佃农和无地工人，清教主义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国教重新取得统治地位，直到20多年后，为防止天主教徒承袭王位，英国议会通过光荣革命请来了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当国王。

 

100年多后，法国也上演了一幕革命，可以说是英国清教革命的翻版，或者说，早在100多年之前，法国大革命就已在英国上演。可是清教革命的破坏程度以及持续影响时间远不及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平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指引下，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私有制被摧毁，无神论肆虐，社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清教革命之所以没有滑向这步，关键在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存在根深蒂固的保守传统和坚实的绅士集团，这使得它能够遵守一些传统价值，把守一个底线，如，私有财产得到尊重和维护，宗教受到尊奉，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能够和平博弈的“分层君主制”在社会中上阶层中得到认同和接受，从而为渐进改革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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