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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二战初期纳粹德国胜利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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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创建了德国装甲部队，并且领悟到用这种快速运动的兵种，作深远的战略突破的潜在价值。他亲手训练出德国装甲部队，将深远贯穿的战略可能性付诸现实。他既是创造者同时又是决定性的实践者，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所罕见。
战场上的古德里安（资料图）
在战争第一年里中，希特勒的征服造成了欧洲地图短暂而惊人的变化，其后果已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这一划时代的巨变与其认为是希特勒带来的，还不如说更多地是古德里安造成的。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创建了德国装甲部队，并且领悟到用这种快速运动的兵种，作深远的战略突破的潜在价值。他亲手训练出德国装甲部队，将深远贯穿的战略可能性付诸现实。古德里安既是创造者同时又是决定性的实践者，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所罕见。他在色当的突破、以及后来指挥担克集群向海峡和瑞士边境长驱直入，导致了法国的崩溃。
假如没有古德里安，整个世界未必能够避免闪击战的灾难，不过希特勒虽说也认识到新军事技术的价值，但其理解程度却远不如古德里安。无论是德国总参谋部还是最高层的将领们，都没有想象到新军事技术将引起战争领域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德国总参谋部对较为熟悉的传统兵种改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装甲部队及其使用方法关心较少。古德里安为发展装甲部队“新作战样式”而同上司们进行抗争，尽管他遭受的痛苦没有英国最早的机械化战争倡导者那样漫长，但他几乎每次都遇到同样大的阻力。以装甲兵这种快速部队担任主力集团的前锋，作远距离的战略性贯穿，当古德里安采纳这种新的军事观念时，老资格的将领们表示极大怀疑，就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不厌其烦地唠叨着种种危险，却无视这种决定性打击力量的潜能。
甚至在迅速征服波兰后，这种消极观点仍支配着总参谋部的老一辈将领们，不过这些反对派有一点相同，就是在西线要采取攻势。然而屈指一算，这些人中没有一个相信德军能够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战果。当然，如果采用他们所赞成的传统作战样式，这种怀疑肯定不会错。在决定攻势作战的会议上，他们坚持要古德里安的装甲前锋部队在越过阿登地区（Ardennes）后，必须停在默兹河（Meuse）上等待步兵集团到达。他们认为开战后9-10天内，强渡默兹河是不可能的，即使突破了，法国统帅部也有充裕的时间重新调整部署，将预备队调往突破口以堵塞德军前进通道。
甚至于希特勒，尽管他面临主要军事顾问的质疑，但仍支持古德里安勇敢的迂回行动，不过他缺乏古德里安富有灵性的大胆，如果希特勒不下令停止前进，古德里安可能已切断英军从敦刻尔克的退路。希特勒的干预尽管没有影响当时的战局，却对战争的最终前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法国军队永远不能从第一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而且他们左翼全部主力都丧失殆尽。另外，战史研究证明古德里安从埃纳河向瑞士边境的快速穿插促成了残余法军的崩溃和法国的陷落。
海茵兹·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于1888年6月17日出生在维斯托拉河上的库尔门，他是弗里德利希和克拉拉·古德里安所生两个儿子中的老大。克拉拉·古德里安这个姓名源于尼德兰一个叫“Gouderjan”的村庄，它位于莱茵河口附近的一个岛上。他父亲曾是波美拉尼亚营的军官，古德里安入伍后在汉诺威一个模范营服役，这个部队相当于英国典型的轻步兵团或步兵团，他们以矫健的步伐齐步前进，训练节奏比其它部队更快，因而成为机动性方面特殊传统的活标本。这是一个巧合，三位提倡快速装甲运动战的先知都来自轻步兵团或步兵团，他们都在接受传统训练时，无意识地产生了类似的灵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僵持在古德里安记忆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面对这些问题，也就产生了运用新战术和新工具来重新恢复机动性的要求。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准拥有坦克，以致古德里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坦克和它的使用没有一点儿直接的经验，他从有关坦克问题文章中，从这些敏锐的最新研究中搜集这方面的知识。他在告诉我这段经历时说“我最早对坦克产生兴趣是在1922年，当时我在德国国防军总部得到一个摩托化部队巡察员的职位。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坦克的经验，以及战后外国军队中坦克发展的情况。结果在1928年，我受聘为坦克战术教官。我的听众里有各兵种的军官，他们都汇集在柏林的机动运输兵总部（装甲兵的前身）。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理论上发展了坦克兵的战术和编制问题。由于坦克兵种的组织编制在理论上能够成立，我决心建立装甲师，即使德国已挣脱了凡尔赛和约，也不放弃这个努力。”战后法国、英国出版了一些探讨坦克战过去和未来的著作，古德里安经过对这些著作的长期研究后，抛弃了法国人盛行的教条，即把坦克当作步兵进攻的辅助物。他接受了曾一度流行于英国的信条：坦克应作为单独的兵种被使用，独立地用于作战，使古代战争的决定性角色——骑兵的机动性获得复活。这种更为革命性的坦克观念使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的古德里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古德里安担任驻柏林附近的第3摩托化营营长。在两年任期里，他将手下三个连编练成一个坦克侦察连、一个坦克战斗连、一个反坦克连。这三个坦克连的装备都是以假乱真的模型坦克和模型火炮。“我把当时科学技术新成果—－无线电通讯用于坦克之间的联络（这是古德里安对坦克战的重要贡献之一—译者）。”尽管古德里安这些试验的规模比起三年前英军组建的“实验性装甲部队”要小得多，但毕竟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1931年8月，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摩托化部队监察部参谋长，在卢茨（Lutz）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我的将军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以充沛的精力推动这项工作向前发展。”
1933年1月，希特勒掌握权力后，对装甲兵种的发展产生了较强动力。1934年6月，摩托化战斗部队司令部成立，后来改称装甲兵司令部，我担任参谋长。1935年7月，在卢茨将军直接指挥下，我们在明斯特拉堡成功地实施了首次师级规模的装甲部队战斗演习。接着，在1935年8月，组建了三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驻在魏玛（Weimar），师长是布劳恩·冯·魏克斯（Baronvon Weichs）中将；第二装甲师驻维尔茨堡（Wurzburg），师长古德里安，虽然他还只是上校军衔；第三装甲师驻柏林，师长费斯曼（Fessmann）中将。
早在两年前，英国军事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坦克旅，作为常设的装甲兵基本单位，同1927年到1928年英国实验性装甲部队相比较，当时该旅指挥官是能驾驶各种坦克的专家P.C.S.霍巴特（Hobart）准将，他既有远见又有强烈的机动意识。在坦克战术和用无线电通讯联络来控制快速运动战，这两个方面他做了许多事情。他曾不失时机地对单独使用坦克兵种进行深远战略贯穿的理论作了彻底的试验。大约在十年前，我就倡导并详细阐述过这种理论。当时帝国参谋总长阿克伯德·芒特麦利·马辛伯德（Archibald Montgomery-Massingberd）爵士在后来几年里，对装甲部队的连续性实验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这个装甲旅扩大到装甲师的时间推迟了三年之久。
装甲师的演示给外国人士留下极深的印象，而古德里安新颖的作战思想更让他们印象深刻。二战爆发之前，一位名叫罕德耶夫（Khandyeff）的保加利亚上校曾在德国实习，他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叙述，详细描述了装甲部队在古德里安领导下的训练情况：“在部队里，他信心十足，以惊人的努力使他的部下产生了和他一样的热情。他复印外国书籍和期刊，还请了一位外文蹩脚的本地家庭教师翻译其中内容，这些费用都由他自己的薪水来支付。”罕德耶夫还记叙了古德里安如何把我的主张、并由霍巴特实验过的所有演习都一一加以摹仿，进行实际论证。“这些演习很象戏剧排演。”罕德耶夫叙述到：一位来访的反坦克专家引用一位英国将军的观点，向古德里安灌输独立使用坦克兵的种种缺陷，古德里安不耐烦地打发道：“这是守旧派的观点，已成为历史了，我的信心是建立在霍巴特观点上的，他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古德里安曾说过：“罕德耶夫上校的记叙是正确的，当时是1935～36年之间，我在维尔茨堡任第2装甲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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