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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二战初期纳粹德国胜利的缔造者？
可是要德国高级将领改变传统观念，接纳独立使用装甲部队作远距离突击的新观点，被证明是困难的。尽管古德里安信念坚定，但在完全采纳这种新思想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所以在1939年之前，他的同僚们认为他还没有明确表示要采用新的作战方式。曼陀菲尔（Manteuffel）从1936年起就与古德里安频繁接触，又是古德里安的部下，他回忆到：“古德里安一开始就赞成把装甲部队作战略使用，即深深突人敌方的纵深，不必担心敌人对自己无防御和远远延长的两翼形成威胁，这就是他设想用类似坦克部队的方法——用履带式装甲车运输支援部队（装甲步兵、装甲炮兵、装甲工兵）的理由，也是他主张汽油、弹药、食物等后勤单位同战斗部队结合为有机整体的理由，同时还要保证战斗部队3～5天的自我维持供给的能力。”
“在某种场合下，古德里安不会草率地强调这些观点，因为老一代军官不会使用这种新的作战方法，他会尝试用一种更易使人接受的方式向他们推销自己的新方法。”
这些情况表明，在德军内部，对后来给他们带来胜利的崭新作战样式的抵触是多么地强烈。在表述自己观点时，由于古德里安天性直率，因而很难抑制、隐瞒自己的想法去迎合上级权贵，他天生就不属于圆滑之辈。诺德霍夫（Nordhoff）先生是著名的欧宝（Opel）汽车厂的董事，他同我的一位丹麦朋友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战爆发前几年，他和一些汽车制造商的代表被邀请参观一个军用汽车展览会，当时费里奇是国防军总司令，“在展品演示后，古德里安向弗里奇的提议使在场的军官和文职官员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展览，这些汽车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建议如果早被接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真正的装甲部队’。”
在展览会上，一些人认为古德里安公然犯上，尤其是他周围头脑僵化的上司们更觉如此。古德里安也对自己的直率感到吃惊，不过他觉得自己只是继承了从18世纪延续到20世纪的旧普鲁士的传统——“即使面对君王，也应直言不讳。”
古德里安对普鲁士这一传统的信任、以及相信他的上级对这一传统的尊重被证明是对的。他们在选择新兵种的领导人时，也偏向于掌握专业知识的军官，因此古德里安在仕途上要比英国的同行们幸运得多了。大约在1938年初，他被任命为16军军长，这是德国第一个装甲军。任命日期为1938年2月4日，这天正好德国高级将领层发生突然重大的人事变动，布隆贝格将军和弗里奇将军也在这天被免职，古德里安的回忆亦称这天是“德国黑暗的日子”。但从历史眼光来看，有一点很清楚，古德里安的提升比起两位最高将领的免职，对取得下次战争初期的胜利，更多了几分希望。
在那个夏季，当局曾考虑古德里安接替贝克出任德军总参谋长。这给他后来添了不少麻烦，因为一些人宁可让他也不愿让保守的哈尔德出任该职。由于这些人的坚持而产生了数不清的争论，使古德里安同哈尔德双方的情感受到很大伤害。古德里安的对立面把他描绘成一个技术专家，这就暗示他没有资格出任象总参谋长那样的最高级指挥，一部分中间派因此加入到对立面一方。他的对头们经常轻蔑地说他是“一个没有进过军事学院的指挥官”，这是我同其他德国将领交谈时发觉的，这批人把这话经常挂在嘴上，以致逐渐被普遍认可。实际上，古德里安在1913年曾转到陆军大学服役，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打断了这个过程，但他在一战中担任过各种参谋职务，而且在1918年，他成为德国总参谋部名符其实的一名参谋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古德里安在一个小型的经过伪装的军事学院当了三年教官，它是在什切青秘密建立的参谋学院。“所以我谙熟总参谋部的参谋作业，并了解其中的弊病。”如果说古德里安不适合担任总参谋长，不是指他的知识，而是指性格和气质，他在1938年的装甲军军长职位上发挥的作用，很可能要比六年后担任的总参谋长大得多。
1938年11月，古德里安改任机动兵总监，在这个位置上，他作为监督者可以对这个兵种的建设制定各项政策并给予指导。在战争爆发前的九个月任期中，他加快了组建装甲部队的步伐，但对整个德军的现代化没能产生更多的影响。他发现总参谋部对于自己的兵种更多地是遏制而不是支持，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对于装甲部队，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奇在战前早就表示理解，当时他担任驻莱比锡的第４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编成包括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勃劳希奇没有百分之百地使用这些新兵种，因为在机械化作战及战术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喜欢自己亲自驾驶车辆。总的来说，勃劳希奇不拒绝军队摩托化。相反，哈尔德是旧军校出来的军官，一切墨守成规、按步就班，不追求新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装甲师。在他的头脑里，步兵现在以至永远都是战场上的主角。”
当战争到来时，古德里安对这个重返战场的机会感到愉快，因入侵波兰的需要，他被任命为一个装甲军的指挥官，隶属包克的“北方集团军群”，但大部分坦克分配给了龙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里安一开始便发现自己的装甲军仅有一个第3装甲师，师长是盖尔·冯·施韦朋堡（Geyrvon Schweppenburg），他在1933年～37年担任德国驻英国使馆武官，曾是古德里安的上级。直到1938年，古德里安任装甲军军长时，施韦朋堡成了他的部下。这两个人脾性相同，意志坚强，坚持己见。他们之间很快出现不和，摩擦自然也就产生了。波兰战役开始时，古德里安只有一个装甲师，却发挥了他全部的思想和主动精神。在这种情形下，要排除来自师级指挥范围的障碍是困难的，施韦朋堡居然直截了当地要求古德里安管好军长份内的事，别超出自己职权范围。在切断波兰走廊后，古德里安得到另一个装甲师的加强，他率领这两个师完成了从东普鲁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的长驱直人，向南插到波军后方，这是致命的一击，也是一个卓越的军事行动。
波兰战役后，大多数坦克手都希望在进攻法国时，古德里安出任装甲部队最高指挥官，当负责阿登突破的最重要的“装甲集团军”由冯·克莱斯特（Kleist）担任指挥时，他们再一次感到了保守派的偏见。但古德里安这次负责指挥先头部队，这是一个强大的装甲军，由三个装甲师组成（其余装甲军都由两个装甲师组成——译者），古德里安率领这个装甲军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叹为观止的战略突破，圆了他多年的美梦——运用装甲部队切断对方所有退路，达成深远的战略贯穿，创造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充满戏剧性的法国会战在第二部分的章节里已经作了叙述，这里不妨再花点笔墨。值得一提的是古德里安对龙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评价，这不仅可以为他的这两位上司提供一个有价值的间接说明，还能间接地显示：当古德里安遇到能理解他的上级时，他并不象自己常常描绘的那样，是个“难弄的部下”。“费尔德·马歇尔·冯·龙德施泰特具有非常好的战略头脑，他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他喜欢骑兵甚于装甲兵，但他不象其他人那样阻碍装甲兵发展，他性格中的骑士精神令人感到在他手下工作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即使他不采纳部下的意见，也会解释并安排时间来讨论。他甚至对希特勒也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后者对他为人正直表示尊重。费尔德·马歇乐·冯·克莱斯特也是一位品格高贵的人，战争开始时，他一点也不喜欢装甲兵，但在作战过程中，他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并且学会了使用装甲兵种的方法。”
古德里安战前的几位部下曾向我表示：尽管古德里安在其他方面值得称道，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权衡各种意见以及适应高级指挥方面，龙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比他高出一筹。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评价道“古德里安缺乏让人理解、接受自己观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才能，这是一个统帅应有的、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他天生不具备耐心听取部下和同僚意见的素质。他在发布命令或作出决定之前，他会制止他们发表不同意见。他是一个强悍的‘骑手’，个人技术完美无缺，但他缺乏一种智慧和心理洞察力，使他不能进入‘马’的精神世界，在第一流的比赛场合，对驾驭‘马儿们’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种必备的本领。虽然如此，作为德国装甲部队的组织者和专业领导人，古德里安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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