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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二战初期纳粹德国胜利的缔造者？
这些评论虽说出自公正的人们之口，有一点应该提一下：这些人都是从前的骑兵，我没有从早期反坦克派人士那里听到对古德里安类似的批评，这些人士曾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以致日后同他们相处时，古德里安显得特别地不耐烦，就象霍巴特在英军中的情形那样。
另外，在仔细考察了法国会战的各种环节后，有一点已非常清楚：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当突破，把它变为决定性的一击，这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人态度鲜明地坚持这个战略性决定的关键要点。他的上司们甚至希特勒都顾虑重重地跟着他的思路走，而且都在考虑是否应该制止他前进，但古德里安却“挣断绊羁、脱缰而出。”就象赛马到了最后一圈，古德里安准备向敦刻尔克发起最后冲刺时，却被他的上司们拦住了。虽然这个“停止命令”没有直接影响法国会战的结局，结果却让英军趁机渡海逃生。
古德里安对龙德施泰特的高度赞扬表明：他虽然性格急躁却明白高级指挥的许多问题，而且他有着开阔的胸怀，当他评价同他一起发展新兵种、新观念的同事时，这一品质也得到体现。（在记述自己如何形成装甲战新观念时，他如实地承认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里汲取了多少多少东西，把自己描绘成是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在运用一种新思想取得如此辉煌成功后，有如此阔大的胸襟承认成功的思想源泉，尤其是承认制胜的源泉来自一个敌国。）
古德里安谈到俄国战役时微露抱怨，这一迹象更值得注意。他的许多同事、甚至包括装甲兵以外的许多军官都感到：194１年的俄国战役中，最致命的错误是最高统帅部没有使用一年前在法国的作战方式，让古德里安甩掉步兵集团，单独率装甲部队冲向莫斯科。有关俄国战役的详情在第16章叙述。
尽管古德里安心燥气浮的性情注定要倒霉，但在同部下相处时却一点不改。施韦朋堡的言论值得重视，何况两人早年曾发生争吵，就更值得参考。施韦朋堡谈到俄国战役时说：“我的装甲军是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组成部分，在向莫斯科进军中，我始终担任先头部队。由于古德里安的参谋长为人随和、干练，以及古德里安本人亲临前线指挥所，展示了对部下的关怀，因此在每天都发生苦战的6个月里，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施韦朋堡详细讲述了古德里安“领导能力的成熟”，而其他参加苏联初期作战的部下也有同感。
正当古德里安开始证明自己逐渐适应高级指挥时，他因同希特勒发生冲突而运气不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德里安经常被人指责为鲁莽轻率、胆大包天，但这次却坚持谨慎态度，顽强地拒绝希特勒叫他在冬季到达莫斯科后方的要求，而战争一开始时，古德里安不顾一切冲向莫斯科的要求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并因此丧失了击败苏联的最好机会。
我在听到古德里安自己讲述这场“争吵”之前，已从其他将领那儿听到几种描述，他本人讲得比较干脆：“1941年12月20日，在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司令部里，我花了5个钟头同希特勒讨论局势，以便将我指挥下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处境报告于他。当时我部任务是从南面和西南方向包围莫斯科，并向高尔基城推进（该城位于莫斯科后方300英里处），鉴于部队状况和后勤能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试图说服希特勒，我的报告情况属实，但没能成功。我获得这样的印象：来自前线的报告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我建议他应该信任自己的作战参谋军官，并任命来自前线具备最新经验的人作他的参谋人员。接见完毕后，希特勒对凯特尔说‘我还没能说服这个人’。几天后，冯·克卢格元帅代替冯·包克元帅出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指责我不服从希特勒不准从图拉向苏夏—奥卡阵地继续撤退的命令。尽管那年冬季非常寒冷，但我们能够守住半设防的苏夏—奥卡阵地。克卢格的指责是错误的，但他给希特勒的报告却足以导致我被解职。1941年12月25日，我在前线司令部被免职。”这一纸命令对于古德里安（希特勒大部分胜利应归功于他）来讲，真是一张“无情的圣诞贺卡”。
1943年2月之前，古德里安一直被投闲置散，希特勒请他重新出山后，任装甲部队总监，负责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德国装甲部队的重建工作。1943年6月，一些瘫痪的装甲师得到重建，装备接近了原来的实力标准。继而在流产的库尔斯克攻势中，希特勒滥用这些新组建的装甲师，以图最后一搏，这对后来继续抵抗俄国人进攻潮流的可能性，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当总参谋部一些措施与装甲战的可能性不相符合时（这点已被一再证实），我对作战的影响仅限于偶尔向希特勒作几次汇报。”
1944年6月，德军被赶出苏联，德国面临崩溃，希特勒任命古德里安为德军总参谋长，他的职业军人的最后生涯以及德国人为生存作困兽之斗的情形，将在第七章详述。
怎样评价古德里安的品质和影响？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听两位重要的德军军官评语，他们与他共事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也就特别胜任此事，尽管我遇到过一些对古德里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属于那种极富批判精神的人。
一位是施韦朋堡，他曾坦言与古德里安有过冲突，他的评语言简义骇：“德国装甲部队的变革百分之六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他是一个雄心勃勃、勇敢、热爱士兵并为士兵所爱戴的人；一个性急、果断、对部下要求严厉、具有真正人格（因而结了许多冤家）的人；一个直率（甚至对希特勒亦如此）、非常优秀的、称职的、富有进取精神的教官。如果有人提出创造性的建议，他百分之九十五会说：‘好吧，马上就干’。”
另一位是曼陀菲尔，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里最年轻、最卓越的后起之秀，他认为：“最早把坦克引进部队，把它作为作战手段的是古德里安，而不是总参谋部。我在军事部门任职期间（装甲兵监察员），对他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而奋争的过程非常清楚。用一句恰当的话，这一新的作战方式是他个性特征的写照，这种新作战方式在战争期间的成功应归功于他。”
“他坚决主张坦克应作深远的突破。突破一旦达成，不要太注意自己暴露的两翼，这种观点至少在战前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成为坦克指挥官后，他在无数次战斗中和无数次会议上向他人灌输这一观点，”
“如果说古德里安在实践自己的理论时不总是成功的话，原因是有如此多的保守派军官以不信任的态度同他打交道，而他必须花很大精力同他们抗争，这些人对坦克战不是略知皮毛，就是一窍不通。”
“他是我们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和大师级教官，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大师。”
（文章摘自《山那边》 作者：【英】利德尔·哈特（英国军事理论家、战略家） 出版：新华出版社）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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