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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思想家羡慕科举制度:人的高贵在才智

作者:书 云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10日 点击数: ( 字体: )

核心提示:虽然这些著名启蒙人物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这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羡慕。在中国,人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血统,而是通过金榜题名。对于多数平民出身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这犹如天方夜谭。
 
 
自整修一新的国家博物馆推出来自德国大型的《启蒙的艺术》展览和与之并行的“对话启蒙”的活动后,有细心的记者指出,国家博物馆里面展览着启蒙的艺术,外面却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孔子塑像,当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五四运动难道不是以“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吗?
 
但是,不被人们熟知的是,中国对于启蒙时代的影响,其中一场极其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大辩论,就是由孔子和儒家思想引发的,其影响不仅是对欧洲的启蒙,而且延至今日。
 
大约三百年前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发表“中国的实用哲学”讲演
 
1721年初夏的一天,也就是290年前的这个季节,在今天德国东部的哈雷大学贴出一则通知:哈雷大学副校长、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沃尔夫借他卸任大学副校长之际发表“中国的实用哲学”的讲演。消息很快在校园里传开。
 
哈雷大学成立于1694年,是当时德国三百多个城邦国家中四大著名院校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最开放、学术最自由的大学———德国第一个女博士产生于哈雷大学,德国第一个黑人大学生也就读于哈雷大学。不难想象这里当然是早期德国启蒙的故乡。哈雷大学以法律、哲学、神学和医学著称,尤其是神学院影响广泛。这是因为德国新教中的一支虔诚派在哈雷开办孤儿院、学校和慈善活动,拥有众多信徒,并且吸引了不少神职人员到此求学。但是,大学里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们则力阻神权对世俗生活的过度干预,试图在教规和民法之间划清界限。无论是在大学的图书馆还是在镇上的书店,无论是咖啡馆还是家庭晚宴,到处都能听到他们唇枪舌剑的争论。
 
作为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1679—1754)的观点自然举足轻重。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精通数学、哲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和法律。十八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前言中评价沃尔夫是“所有学院派哲学家中最杰出的”,这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缜密的方法论是基于原则的实证、概念的清晰、证据的无瑕和杜绝任何随意的联想。更重要的,沃尔夫用拉丁语和德语同时著书立说,是他用德语给德国人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不仅哈雷大学,而且当时德国其他的大学所用哲学教科书,都为沃尔夫所著。在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辩论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所有神学的真理都应该像数学一样被准确地证明,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
 
消息飞速传开的另一个原因是,沃尔夫讲演的标题也很吸引人。十八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航海、探险和殖民贸易,第一次把世界上四大洲紧密联系起来。出版来自他国的见闻是当时的畅销书,使欧洲人大开眼界,同时也使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思考很多至今依然存在的问题,包括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启蒙时代第一次提出人类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人类应该有属于人性共有的、超越不同文化的普遍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人性、自由和平等。
 
当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教布道,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从利玛窦最早翻译的《四书》、《五经》,到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编著的《中国通史》、《中国》和《中华帝国志》以及《康熙皇帝传》,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渐地把中国介绍给西方,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编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引起孔子热。德国十八世纪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看到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的《中国近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莱布尼茨是沃尔夫的老师,是因为他的举荐,沃尔夫才得到哈雷大学数学教授一职,也是因为他的提名,沃尔夫进入德国最高的科学权威机构——柏林科学院。沃尔夫继承发展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实践哲学上,他被公认为启蒙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沃尔夫看来,实践哲学是指导人类行为的科学,其中包括自然法、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其核心理念是人类能够实现自我完善。沃尔夫坚信实践哲学应该独立于宗教教义,而且道德决不应该来自上帝的箴言和神灵的意旨。
 
沃尔夫把完善和倡导他的这一观点不仅作为学术研究,更是作为毕生的使命。十八世纪的欧洲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是教会势力依然固若金汤。上帝的旨意被认为是真理的惟一源泉;基督教就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最好的道德体系。正如月亮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就是漆黑一片;没有上帝,人类不仅堕落而且毫无被拯救的希望;虔诚赎罪是人类惟一的出路。谁胆敢侵犯上帝或者蔑视其意志,就会招致上帝的愤怒,就必须受到惩罚。宗教审判所依然在把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以亵渎神灵罪处以死刑。在天主教盛行的法国,各种冤案接连不断,其中包括拉巴尔骑士案。拉巴尔是新教徒,在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这足以让他受到歧视和排挤。他的罪行是他路遇宗教游行时没有脱帽致礼,而且还用棍子敲打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他被处以火刑。临刑前,他的舌头被割掉,他被焚时,手里握着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
 
如何冲破神权的统治,尤其是教会僵化的教条对人们的束缚,是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首要任务。从怀疑《圣经》中对地球只有七千年之久的说法,到达尔文发现年代更久远的化石,从大百科全书派试图全新地去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到人们把对幸福的追求当作一种权利,从里斯本大地震引发对天谴论的质疑,到为被宗教审判所的受害者伸冤,沃尔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试图把道德和哲学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寻找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和哲学,一种新的与科学和理性相结合的人文主义精神。耶稣会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与基督教主宰下的欧洲社会如此不同,沃尔夫仔细研究翻译过来的中国典籍后得出结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能够通过教育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这证实了他提出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上帝的恩宠来改善自我。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挑战神权至上的绝好机会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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