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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期】魏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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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年，在历时半年的一次远游里，魏源在香港短暂地停留了一天。他购买了一本《世界页册分国地图》，对于眼前的景象感慨不已。

六年前，他在浙江再度见到了好友林则徐。那时，这位1839年前往广东销毁鸦片的钦差大臣已被革职，暂时受命在镇海抵抗英国军队。而魏源的身份则是过去两年中的第三位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内参议，裕谦在1841年二月接替了琦善。
 
他和林则徐相处的时间很短。魏源发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尽管一年前，他就根据一位被俘英国军官安突德的自述而写出了《英吉利小记》，这是中国人第一篇系统介绍英国的文章。魏源回到了扬州，自从1831年起，他就住在了这里，成为两江总督陶澍的私人幕僚。这似乎变成了他的宿命，他在通向权力道路的科举考试中总是不成功。
 
1802年，8岁的魏源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初一级，胜出者可以取得“生员”资格。主持考试的县令提上联，考生对下联。对联是中国读书人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他们在字句的过度推敲里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情趣。主考人指着茶杯中画的一幅太极图说“杯中含太极”，魏源则对“腹中孕乾坤”，他怀中正揣着两块麦饼，准备回家的路上吃。
 
这次天才般的耀眼，在魏源日后的科举道路中再未重现。1821年，他才成为副贡生，而进士的身份一直到51岁时才到来。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学、交友，并成为一套重要丛书的总编辑。他22岁前往北京并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此他成为了一个官员与知识精英组成的团体中的一员，这包括一个他的同乡构成的湖南士大夫的圈子，其中有贺长龄、陶澍，另外也有林则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
 
除去风雅的诗词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智力游戏，这一群体的主要热情是对于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改变。出生于1794年的魏源，一生目睹着一个旧王朝如何在陌生的挑战和社会内部失序的面前，风雨飘摇，无力应对。在他8岁成为生员的一年之后，他的家乡湖南邵阳发生了大饥荒。而之前，湖南、贵州超过30万的苗人起义，已持续了10年以上。饥荒把邵阳推到了生存的最边缘。但是，县政府却没打算在税收上有任何让步。在一场民变即将爆发时，魏源的祖父“慨然赴县”，“代完一郡之饷银”，老人家在上演完中国读书人高风亮节的一幕之后去世。而魏源的父亲正在江苏当一名低级官员，他的家族开始衰落了。
 
贺长龄在1824年委托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是当时知识氛围中新空气的代表。代表着清王朝权力与繁荣顶峰的18世纪已经过去，流淌在盛世背后的思想压抑、缺乏个性的考据学风也正遭受质疑。
 
18世纪的种种后遗症已突显出来，人口递增一倍所带来的资源紧张感四处可见，对于魏源这样的读书人来说，获取功名的难度明显增加，因为应试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录取名额却没有增长。况且，考试的题目与录取方式，也与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毫无关系。
 
因此，那些落第的知识分子经常成为高级官僚所雇佣的非官方的顾问，提供法律、财政上的帮助或仅仅是提供智力上的愉悦与刺激，支付他们酬劳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这些官员，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趋向—权力正在由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在魏源去世的1857年，这种趋向确定无疑。
 
《皇朝经世文编》是从清代学者四处发表的文章中选编而成，大部分内容集中于财政、公共工程与军事方面。而漕运、河工和来自亚洲腹地的军事骚扰，正是清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魏源显然对于那些沉溺于文字游戏和传统而对社会危机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不屑一顾。当然，他也没有摆脱这一模式，通过重新诠释伟大的典籍，来为他所推行的思想与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基础。今文经学，在他手中，既有学术的目的，更是政治与派系斗争的手段。
 
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因为外来力量的到来而加剧了。在鸦片战争到来之前，我们在他的文章里经常发现这样一些描述：没有一年，我们不担忧黄河水的泛滥；没有一年，我们不提高治理河道的资金；而且一些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也发生了，鸦片在国家四处蔓延，白银则不断外流……
 
魏源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一直在写大量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他不断地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必须广泛地寻求知识精英的意见，才能恢复国家的活力。而他自己的经历却是他期待的图景的反例，这既有个人命运的不幸，更与时代的气氛相关。1830年，他主动请求到新疆从军，到了甘肃嘉峪关时，叛军撤退了，他只好返回。在1841年与林则徐相遇不久，他就因自己的观点无法被采纳而回到扬州。八月，林则徐的最终判决也下来了，他再次被革去四品卿衔，流放伊犁。魏源在江苏镇江等待老友，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相会。林则徐把在广州收集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粤东奏稿》交给他，希望他撰写《海国图志》。
 
接下来的一年多，是魏源一个高产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1842年七月至十二月，他分别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前者回顾清朝开国以来的主要战役，分析繁荣与衰落的原因，而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试图全貌地认识世界的著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主要观点。
 
不过，1847年的那一次短暂的香港之行，仍在极大程度上震惊了他。1840年十二月琦善和鸦片商人义律签订的《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时，这里还不过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小渔村，北京与伦敦都以相当鄙夷的态度谈起它。但仅仅七年之后，魏源就看到它“化为雄城如大都会”、“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
 
十年后，魏源病逝于杭州。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终于在1845年的候补殿试中成为了三甲93名进士中的一员，并成为扬州的一名地方官。在他刚刚准备在一个区域展开他的政治才华不久，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开始了，魏源在扬州提倡团练抵抗太平军……
 
在日常事务之余，他仍在继续增补《海国图志》，但它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中国的知识精英似乎仍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在生命结束前的三年里，他彻底遁入了佛教的安宁之中。但在1854年至1856年间，日本人至少翻印了21个版本的《海国图志》，日本精英期待这本书很久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西方的挑战。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七期】

作者：许知远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 发布时间：2009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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