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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轻死病”文化
本文小议的“轻死病”系指轻视生命的精神病症。这种精神病毒一旦有其合适的土壤，就会传染、蔓延。当轻视生命逐渐转变成为社会习惯，形成“轻死病”文化时，那么再可怕、再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从表面上看“轻死病”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上层提倡，其传播得益于“专家”鼓吹，其后果多半是层层遭殃。最受官家欢迎的口号源自一句戏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直接一点的口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带点侠士气息的口号有“士为知己者死”，比较诗意的口号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轻死病”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他人的轻视。如上层轻视下层，整体轻视个体；一种是自己轻视自己。至于战争中动辄屠城等“轻死”行径更是不胜枚举，不在本次小议之列。
首先，我们看看“轻死病”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来自他人的轻视。《因话录》记载：“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府上，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公于街中杖杀之。”仅仅是因为这位小偏将骑马奔驰，没有回避帝都“市长”的车队，就活活的被当街打死——这正是过去上级官员为树官威而轻视下级生命的典型事例。但神策军毕竟是皇帝的看护部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因而宪宗很不高兴地责问老柳。老柳倒是挺会狡辩：“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乃轻陛下典法，不独侮臣。臣杖无礼之人，不打神策军将。”意思是说，京城是天下的榜样，我是您老人家亲自擢拔的京城“市长”，可一个小偏将却敢“跃马冲过”。这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而是根本就没有把您老人家放在心上。所以，我杖杀的仅仅是一个不懂礼法的人，而不是神策军小偏将。
倘若用现在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事件，我们会认为即便是这位小偏将一向骄横跋扈，甚至曾鱼肉百姓，但事情总应该一码归一码。老柳因为小偏将“乘马不避”而“杖杀之”，确实有草菅人命之嫌。
这个事件的最终结果并不出乎意料。大约宪宗查知老柳并无反意，且说了软话，方才“上乃止”。试想一下，如果“上不止”会是怎样的结果？不难想象，假如宪宗和他一样以暴制暴，以大霸权压制小霸权，他的小命怕是难以保全。
吊诡的是，此次事件最后竟被史官和文人描摹、渲染成为官员不畏皇权，勇于为民除害的标轨。这或许刚好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已经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大轻视。
当然，这种来自他人的轻视有时会出现荒腔走板的情况，产生另外一个结局。《尧山堂外纪》就记载了一则：“李绅性暴，不礼士，镇宣武，有士人过，于中道避不及，为前驺所拘，绅鞠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公失色，使去。”那个曾经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当上高官后脾气渐长，在开封抓了一位没有来得及回避车队的人。李绅本想逞威发飙，结果反被此人揶揄了一通。原来“我爸是李刚”——此人贵为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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