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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已在晨钟暮鼓中完成了更替，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信誓旦旦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仍在原地踏步、踯躅不前。行动的踌躇来源于思想的迷茫，思想的迷茫来源于理论的禁锢，而理论的禁锢则归根结底来源于利益的羁绊。似乎，中国共产党已完成了它的世代交替，红旗下诞生的一代，已全面接班上位了。然而，他们究竟是“红二代”，还是“封二代”？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们，究竟是要站在毛邓的肩上，采两端之长，继承毛邓而又超越毛邓；还是要新瓶旧酒，重蹈覆辙，取两造之短，让左、右倾路线的恶果相叠加？
人们在拭目以待，历史在拭目以待。
（一）用左反右，反不了右；用右批左，批不倒左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大体上可分为毛泽东路线的前三十年和邓小平路线的后三十年。今天无论站在何种立场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出来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在其最终形成的初始阶段，都曾分别在相当程度上，是激发起了国人新的希望的。
毋庸讳言，邓路线是在毛路线的长期压抑中酝酿、挣扎、抗争、成型，并最后终于以“外科手术”那样一种突变的形式而迸发出来的。邓路线登台后，毛路线得以终止。自此，邓路线便在中国大地上扬眉吐气、任意挥洒，就像前三十年，毛路线曾在中国大地上意气风发、尽情挥洒一样。
如果说，在中共十二大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治国参照系，还仅有着毛路线的话，那么到了十八大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面前，就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一左一右参照系了：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败；他们分别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
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但仔细比较一下这两条路线，却不难发现，其实二者往往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的。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也正在为理想挂帅的毛路线重新崛起创造着前提。
由此可见，用左反右，反不了右；用右批左，也批不倒左。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在继续证明：无论从毛泽东当年火药味十足的反右，还是从邓小平后来刀光剑影的剿左，统统都解决不了问题。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来彻底解决夺取政权后，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多年的“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这个大难题，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直面回应那个至今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便无从疏解体制内外的压力和危机了。
（二）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理论的失误
事实上，今天邓小平路线的继任者，无论是面对自由派“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的挑战，还是面对左派“修正主义篡权”、“资本主义复辟”的问罪，均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守势。现实与理论的严重脱节、扭曲、对立、乃至颠倒，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则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这一切，均出于中共至今无以对自己的经济、政治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无以在这种理论说明的基础上构建起国家的凝聚力。由薄熙来发起的“唱读讲传”，尽管有此良苦用心，但这种东施效颦的回光返照，因其号错了脉、找错了病根，故不仅治不了本，甚至连治标也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改革派的最大失误，是理论的失误。即它没能把改革开放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坚实基础之上，没能用唯物史观之历史必然性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大踏步地向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作战略性“撤退”做出理直气壮的解释或辩护。如此一来，他们就只好迫于惯性，被拖入了某种似乎“说不清、理还乱”的传统理论陷阱。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两个典型。
邓小平为了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来救东方完全不够格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就硬要将资本主义给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这样一来，他既亵渎了真资格的资本主义，也亵渎了真资格的社会主义——前一个亵渎，误导出幼稚的中国左派猛批“资本主义”，尽管是无的放矢；后一个亵渎，又误导出同样幼稚的中国右派猛批“社会主义”，尽管同样是无的放矢。
当中共改革派一再表白、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干“社会主义”时，其申辩的大前提就是：你已事先无条件地接受和认可了挑战者所预设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之不言而喻。然而，这个价值准则，难道不正是我们前三十年全部行为的圭臬吗？如果它真是那么“不言而喻”，那这后三十年不就是白干了吗？于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白干”或没有“白干”，一班官方秀才便都卯足劲头去证明这改革开放就是符合那个准则、遵循那个准则的。即使理论与现实完全扭曲，书本与实际完全颠倒，仍百折不挠、前仆后继。
迄今为止，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见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对中国官方所必需循规蹈矩的这个“社好资坏”大前提、对这个或隐或显的价值禁忌、尤其是对它的“不言而喻”、“不容争辩”本身，作出过任何怀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然而试问，难道这“社会主义好”与“资本主义坏”，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吗？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吗？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标准吗？从而，难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是干社会主义还是干资本主义，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吗？是可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既定“善恶好坏”价值准则而自如地去作出选择、自如地去加以设计的吗？总之，难道这“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那“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恶”吗？难道当有人用超越时空的“人权”价值观向你发起挑战，那你就只会用另一种超越时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回应吗？最后，当社会主义“优越性”都已经超越时空了，那它还是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吗？
然而，这样的发问，却只有基于历史唯物论才可能提出来，只有基于科学社会主义才可能提出来。一句话，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提出来。设想一下吧：如果当年邓小平麾下的秀才们能如此这般地向胡乔木、邓力群们发问，邓小平还需要“不争论”吗？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改革派能如此这般地向“左派”们发问，中共还会惧怕所谓的“变修”、“复辟”的问罪之师吗？
（三）实用主义的理论路线，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
应该说，邓小平当年还是多少已感觉到那个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超历史、超时空的“善”“恶”、“好”“坏”观，是大有问题的。这大约与他和他的战友们长期以来，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强力压制，从而对唱“社会主义”高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有关。但是，他似乎又一时无法厘清这种超时空的“社好资坏”价值观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于是，才有对“姓社姓资”的“不争论”；才有他多次劝诫来访的非洲国宾“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才有他从80年到91年间竟不下20次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才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几乎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高层的一句无奈加自嘲的口头禅。
于是，这中共改革派除了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那个“社好资坏”的价值禁忌之外，但却从无人在理论上直接挑战这个价值禁忌本身。相反，他们还在一切场合，忙不迭地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打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从而用自己的手又去更加强化了这个对自己动辄问罪的紧箍咒。这也难怪，所谓“社会主义好”和“资本主义坏”，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它早已深入骨髓，它早已一代传一代；它的兴起已经年代久远，它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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