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德性的统治

 

 

　　孟得斯鸠说：“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可以这样说，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涉及到这一事件的全貌，的确存在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领域。毛泽东主义者已攻击到党本身了吗？然而，党本身的确定含义又是什么呢？党可以被理解为其实际成员的总合，亦即它的人员构成；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党也可以被理解为其章程、规则以及运行机制。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genuine）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党当然要大于它的基层组织和各组成部分。一种整体大于其部份之总和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灵魂”是马克思赋予工业无产阶级的全部智力上与道德上的能量。

 

　　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人员构成方面，毛主义者已从正面对党的组织的上层、中层，甚至基层都展开了攻击，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党的结构和机制处于混乱之中，即使有些组织机构幸存下来，像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和军队中党的组织，也都已经失去了决策工具的重要作用了。1967年底到1968年初所有关于“党建”这一著名主题的讨论，说明了党有增无减地极度受损的程度。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范畴，“无产阶级的全部知识和美德”这个模糊的领域是党不可接触的禁区（the third miasmic area）。总体上讲，无论其党员的个人命运如何，“无产阶级的全部知识和美德”都可能存在。在这个领域里，看来毛泽东主义集团并不愿放弃其神圣的标签。

 

　　令人感兴趣的是，被模糊不清地称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另一个战场上，消除党的作用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在瑞金斯·戴伯锐（Regis Debray）那本被看成是卡斯特罗意识形态教科书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如下引人注目的断言：

 

　　费德尔（Fidel Castro）简要地说，不存在没有先锋队的革命，然而这个先锋队并不一定必然是马列主义党”。“一个从事武装斗争的有效的领导体制，需要一种新的领导风格，一种新的程序或组织”。“任何政党除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外，什么也不是。如果这个工具不再为其目的服务了，阶级斗争是不是就停止了，或者被新的工具锻造出来？”“在省、地、县的所有各级组织中，取消那些过剩且多余的委员会、书记处、代表大会、讨论会，以及大量的会议、会面和集会。当国家面临紧急状态或遭到敌军入侵时，从最好的方面讲，这样的一种组织机制将陷于瘫痪，从最坏的方面说，它将造成大灾难。”“不存在排外独尊的（exclusive）革命领导权。”“最终，未来的人民军队将使党成为理论意义上的工具。在本质上，党就是军队。

 

　　显然，戴伯锐是在谈论革命斗争的周期性问题，他的定论与共产主义类型的党在胜利以后可能建立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戴伯锐先生的断言看来更适合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义者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永远存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国家，并且党在人员构成和自身结构两个方面都已从根本上误入歧途。毛泽东主义者再次准备取消党在历史上作为一种“不再服务其目标”的工具作用，是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与这种可能相反，人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共产主义政党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神圣历史的现在部分；在以其神圣的革命经验为第三世界树立独特模式的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必定要强调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确实在拉丁美洲，这使中共与“卡斯特罗——戴伯锐”路线发生直接的冲突，后者对拉丁美洲的“亲华”集团表示出故意的轻蔑倾向。毛泽东主义者基于自身的历史，只能抵制戴伯锐关于在革命斗争中取消党的观点。

 

　　有必要驳斥苏联在中国事务上的现行路线。苏联人在其辩论中直接了当地断言“毛泽东主义集团”就是存心要毁灭中国共产党。

 

　　不错，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存有不足之处，它建立在无产阶级先天弱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却是在十月革命的精神鼓舞下诞生的，而且多年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引导。甚至在1949年以后，中共仍得到大量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不幸的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毛泽东主义集团是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优势的，但是目前他们却在摧毁这一优势。然而，人们可能仍然期望，目前仍处于对立面的党的众多领导人，将最终能恢复其在党内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希望他们将认识到莫斯科精神上的霸权。在探讨文化大革命问题时，他们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历数毛泽东主义以对党规党法的侵犯了。

 

　　在苏联试图证明自己与“合法的”中共传统相一致的情况下，毛泽东主义者们必须对莫斯科的声音予以否定。在一个属于“斯大林集团”，即一个苏联革命组织的声明中，我们发现了对下面一段文字：

 

　　苏联修正主义者诽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直接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与党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一点没有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威望。

 

　　更有甚者，与卡斯特罗不同，毛泽东主义集团（包括陈伯达和康生这样一些人），必然会深深地意识到，自1917年以来“共产主义”的概念就在马列主义历史上所享有的重要地位。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是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1917年以后，正是列宁坚持认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才能充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是列宁坚持认为，党的组织结构应被强加于所有国外的“先锋队”之中。正是列宁坚持认为，除非有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否则没有任何革命能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而且正是列宁在世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权威变成了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内在逻辑基础的一个中心。中国的毛泽东主义集团为自己在争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而且假如他们放弃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思想，就会很难知道他们将如何行事了。然而，毛泽东主义对中国党组织的不确定的态度，可以用比利时和法国的毛泽东主义的追随者们与北京不确定的关系来精确地加以说明。在比利时，所谓“莱森勃格事件”（Rittenberg case）已向一些卷进去的争端注入了一束耀眼的光芒。赛德内·莱森勃格（Sidney Rittenberg），一个长期站在北京立场的美国毛泽东主义者，于1967年夏写了一本小册子，痛骂被认为是比利时毛泽东主义者领袖的格瑞帕（Jacques Grippa），因为格瑞帕捍卫刘少奇关于“如何做一个好党员”的观点。同样，格瑞帕也猛烈地攻击莱森勃格以及附合他的任何人，因为他们以“领袖崇拜和神化”的名义攻击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的原则。

 

　　对党来说，格瑞帕（一位从前的斯大林主义者）赋予党的不仅是道德实体，而且还有列宁主义的组织结构。他有能力摘录许多列宁关于强调组织原则和党的规则的重要性语录的能力。这些观点的要点是要说明党组织的形式是党的实质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推测格瑞帕的北京立场，现在是非常地失宠了。

 

　　在法国，至少有三派“毛泽东主义”团体，其中只有一派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规类型而组织构成。而在另外的团体中，至少有一派已拒绝承认旧有的党的结构具有任何长久的效用。至于这些派别谁明显地受到北京官方的支持，显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讲，问题不是“党”这一词是否继续使用，而是旧的结构是否应该保存下来，或者是这种结构是否应在毛泽东主义政治宇宙观中起中心作用。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回到通过文化大革命为朦胧媒介所反映出的近期中国的自身发展时，我们注意到1967年底至1968年初出现了大量关于“党建”的文稿。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稿暗示党将以某种方式重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关于召开党的“九大”所进行的若干讨论中，一项可能再次给党在任何国家事务以“合法性”地位的规定，可能会在此次会议上通过。11月11日周恩来曾问过广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团：“你们讨论了明年‘九大’的主题了吗？”

 

　　人们可能会想，这个问题预示着，在占优势的条件下，周恩来至少尽可能使组织程序正常化。

 

　　毛泽东主义集团本身对在一些形式或其它方式上重建党的组织感兴趣，而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对恢复大批以前成员的权力、重建与以前完全一样的机制，甚至在政治形态方面恢复其核心地位感兴趣。所以，问题的确不是党是否应当重建，而是怎样使党重建。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如何使党重建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庸置疑，它与严酷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人们可能认为，以前的干部们会竭力坚持“党的合法性”和党的结构的神圣性；而毛泽东主义者则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的“制度性神圣权威”（institutional Charisma）。《红旗》杂志1967年7月9日发表的社论，试图驳斥毛泽东主义者并不“渴望党的领导”的指责。显然，无论党拥有什么样的神授权威，都只是从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中派生出来的。十分清楚，党的合法性来源于毛泽东，而不是反过来。在我个人看来，凡是认为毛泽东必须通过现在的党的程序以使其文化革命具有合法性的，都是在没有正确阅读文化革命的教义的基础之上得出的。毛泽东本人就是合法性的源泉，只要毛派集团多少都在把掌舵柄，他就能使任何结构具有合法性。

 

　　最近几个月关于党建的讨论已经再次减弱，并且给人的感觉是，围绕整个问题的各种冲突并没有得到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打击企图“翻案”和“右倾”的新高潮。作为毛泽东所选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前被当成临时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似乎越来越多（无论它们的实际状况如何）。如果当下的这种倾向持续下去，那么他们自身就可能会成为党的重建过程中的权力单位。具体地讲，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受过考验的非党“无产阶级革命派”，可能在重新设立的党的核心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已进入到这些事件当中，而且要想预测未来是无意义的。这些问题的难点并不在于党是否会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下去，而在于它是否能重新获得其处于核心地位的神圣性质。文化革命的所有冲击已经使党的重要性（significance）贬值并受到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一语从来没有被如此广泛地使用过，但“无产阶级专政”与共产党是不可相互替换的术语，确被极其清晰地显示出来。正如“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已长期与产业工人的真实范围分离开来一样，文化大革命业已证明，那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的“整体意志”与众所周知的共产党的特殊组织也相去甚远。现在我们知道了，近两年以来，无产阶级专政在红卫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和所有各式各样的非党“无产阶级革命派”中诞生了，我们还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发生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在以往被认为是自我净化和自我更新源泉的党，已不具有这种内在动力，我们发现，党必须被“再次无产阶级化”的动力来自党外，在其上站着毛泽东，在其下站着“革命群众”。

 

　　人民解放军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的事实，当然可以用相当世俗的措辞来解释。在对党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已经被迫求助于军队。但是，作为一个整的军队，它究竟是毛泽东所期望的那种“坚强的柱石”，还是完全充满着无产阶级的美德，这一点我们还以一点也不清楚。诸如许多此类声明所断言的军队的无产阶级美德，并不能反映如此复杂的现实。作为规范的实在，它则表示事情“应当是”或在适当的时候“变成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军队实际上扮演着权力的角色，关于军队是无产阶级美德之承担者的信念，肯定先于文化革命。60年代初期，军队被转变成为毛泽东主义行为的楷模。的确，自30年代初期军队就在中共党史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从60年代后期占优势的观点看，毛泽东可能无保留地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比党本身具有更多的无产阶级美德。被分割开来的游击战士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已经表明了像努力工作的干部一样，是高尚品德缩影。

 

　　当然，毛泽东的让位或者毛泽东主义集团命运的逆转也是完全可能的。其结果将是恢复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并重建其所有神圣的组织形式。正如前面所说，诸如像周恩来这样的人可能深深地意识到了党在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事实表明，文化革命暴露了许多很难让人忘记的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参加最近事件的年轻人更不易忘记。党可能并没有红卫兵报纸所指责他们的极端可恶的官僚作风，但是，正如另一种缺乏任何内在自我完善的无产阶级优点的、权威官僚主义的组织一样，它并不圣洁的本性，现在都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