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

三、“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提出。

 

1953年，中共进入新的历史拐点。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税制”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要开展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刘少奇、周恩来等一批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的高层领导人受到批评。这对党内一些本来就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干部无疑是一个鼓励。他们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用人有宗派，重用“白区党人”，忽视军队和根据地的干部。于是，党内高层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顿起，对“白区党人”掌权不满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一时形成了一股“倒刘”风潮。

 

当时批判高岗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说他制造“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21】对此，高岗至死也没有认账，咬定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只承认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而已。【22】当然，高岗承认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时说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之类的话，说是引自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11月的这篇重要的党内讲话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著名论断。【23】高岗以此为论据批评薄一波，不仅是强调根据地和军队在中国革命的主导地位，更是要申明根据地和军队党的重要性远在白区党之上，在政治上更成熟，也更具有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资源。

 

高岗把毛泽东当年搞武装斗争的话搬到这里来说事，其现实缘由是来自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事情不满。作为毛泽东的心腹爱将，他要在道统上证明毛泽东在党内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强调毛泽东政治上的一贯正确，表明毛泽东作为根据地正确路线的领导者，其政治份量是代表白区正确路线的刘少奇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暗喻了对刘少奇第二把手地位的质疑和挑战。据薄一波的回忆录中讲，高岗曾借“某个领导同志”的话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24】这里说的“某个领导同志”，无论是不是毛泽东本人，实际上是修正了中共七大关于毛刘体制的根据。

 

至于“苏区党”、“白区党”的发明权究竟归谁，无从考证，亦不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此论一出，党内应和者众多。这说明，在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群体中，对刘少奇和白区干部群体的不满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共识。当毛泽东流露出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情绪时，作为这些跟随毛泽东靠枪杆子打天下的从龙之士，很自然地产生了对毛泽东中央大权旁落的担忧，希望能有根据地和军队的代表人物来辅助毛泽东。

 

高岗对白区干部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差一点把刘志丹和高岗杀掉的陕北肃反，主持者是北方局派的代表朱理治。在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彪、陈云、高岗是正确的一方，另一方是彭真、林枫，都是来自北方局的白区干部。事后，高岗曾向刘少奇告过彭真的状，对刘少奇和稀泥的态度也有看法，认为刘偏袒北方局干部。【25】高岗在这个期间散布的一些言论，如“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26】在有袍泽之谊的根据地和军队干部中很是有些市场。

 

在根据地和军队系统的高级干部中，论资历、论能力、论功绩，以及论在军队中的人脉关系，高岗都非常突出，人气很旺。在许多高级干部心目中，高岗是能够替代刘少奇的最佳人选。所以，多数大区都表现了对高岗的支持态度。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抗美援朝中得到高岗的鼎力支持，对高岗信任有加。高岗议论刘少奇等人的意见看法，他是“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的。在1953年7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期间，曾向毛泽东极力推荐高岗当军委的总参谋长。此后，也想要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高岗。【27】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也力推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林彪对看望他的老袍泽们谈论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28】

 

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在西北和东北与高岗都有很好的合作，经常与高岗私下议论中央高层内部动向，是高岗最信任的人。

 

政务院建设工程部部长陈正人，是从东北调来的老苏区干部，对华北山头很不满，积极靠拢高岗，经常向高岗通报情况。

 

高岗与一野、四野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得到西北和中南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属于三野的华东，本是与刘少奇很有些渊源的，也出人意料地站到了高岗一边。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面陈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司令部。他率直地向毛表示了“大权旁落”的担忧，说白区党有篡党的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29】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来的。谭所说的“白区党”的司令部和“苏区党”的司令部，应是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当然不会认可“谭大炮”的这通乱炮。他在财经会议后，接见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张明远时，专门讲到了谭震林说“三权”的这段话。他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30】毛泽东虽然批的是“苏区党人”，同时也是在敲打“白区党人”——只有他毛泽东能够摆平这两边人马。

 

高岗是坚决反对把“白区党”和“苏区党”并列而论的，认为是贬低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正统领导地位。高岗在1953年10月休假到广州时，曾对陶铸说：有人认为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这种二元论的看法，他要坚决反对。高岗还讲：在党的历史上，白区只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和根据地对等起来提是不对的。中共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地的历史。【31】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在维护毛泽东党内法定最高权威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从上述可知，“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的提出，针对的只是刘少奇的所谓华北“宗派”圈圈。缘由固然是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不满而起，同时也反映了党内其它山头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权力中枢的情绪。高岗并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反对的只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山头的干部。正如高岗后来在检讨中说：“在组织问题上，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32】

 

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的，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如陈云、王鹤寿、陶铸等人，历史上都应列入白区干部。他们是东北山头出来的干部，高岗和他们关系十分密切。如高岗对陈云关系极好，视为“圣人”，过往甚密，互通情况，许多大主意都与陈云商量。【3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1953年初到中央后，就马上站到了反对华北山头的立场上。如文献版的《刘少奇传》中说：“饶漱石一到中央组织部，就排斥和打击组织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34】可见，这里所反映的党争，就党内派系而言，只是在大区山头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博弈，是新进中央工作的外来户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户的冲突，与历史上“苏区”和“白区”的山头派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综上所述，“高饶事件”中所谓“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提出，表面是要突出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马；表面上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争取更多份额的利益博弈。说到底，“白区的党”和“苏区的党”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倒刘”和打击华北山头的说辞而已。

 

    

三、强干弱枝的大一统体制：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

    

如果说“苏区党人”与“白区党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从造反到掌权的角色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的集中反映，那么，建国后过渡性政权体制到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式确立，是一个调整权力架构过程中的真刀真枪的利益再分配，更是两者冲突的焦点。

 

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大区体制是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中形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格局，大区政府既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机关，又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有很大独立性。大区体制对消灭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割据势力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中共新政权在广大地域牢牢地扎下了根基。但如果大区相互串联起来，也足可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这就使中共的新政权面临着历史上十分相似的一个老问题，国家初建时的削藩问题。即如何尽快结束各地“诸侯”分治的“五雄七霸”局面，建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中央大一统集权体制。这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实现的政治目标。

 

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前朝开国故事，对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尤其有心得，十分警惕国家出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在开国之初，毛泽东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赴朝参战、刘伯承去南京办学、林彪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据的可能。

 

1952年，经过剿匪、镇反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大陆上的敌对势力已经消灭殆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朝鲜战争也进入停战期。中共中央开始准备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不失时机地把强干弱枝即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中共的中央集权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要旨有二：一是固本抑末，上收大区权力，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二是调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

 

于是，“削藩”之后，如何平衡各山头的利益成为突显问题，并集中表现为中央高层权力分配的冲突。这便是“高饶事件”发生的体制背景。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35】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8月就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4月就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就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2年11月就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1月就职）。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就任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远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在把各大区主要领导人调至中央的同时，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区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仅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不再是地方最高政权机关。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和主要行政人员，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华东行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先后成立。这样，大区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实权的层级变为虚权的层级，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各省市、自治区。1954年11月，各大区被完全取消，彻底消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可能。

 

在地方“削藩”之后，毛泽东立刻着手调整中央的权力构架，改变建国时期的中央体制，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传统王朝体制下，君权与相权经常冲突不断。史家钱穆说：“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36】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分割相权，加强君权。明代废丞相，设内廷。清王朝更是以皇帝秘书班子的军机处作为中央最高权力中枢。这是中国皇权专制“圣人持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的历史必然逻辑。对于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利弊得失，历代帝王分权制衡的驭臣之术，毛泽东都是非常熟悉的。

 

1949年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共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性质的体制，政府的实际权力在政务院，类似于责任内阁制。中共入主中央政府后，继续了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毛泽东之下，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负责政务。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周本着各司其职的工作原则，对一些在自己职责份内的工作就便处理了。如刘少奇发表的许多讲话、文章，没有事先征求毛泽东意见。甚至一些中央文件，没有经毛泽东同意，就批发出去了。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周恩来主持政务院工作，国事繁冗，车水马龙，也让毛泽东很有些不快感觉。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语。这十分类似历史上君权与相权冲突的老问题。

 

当时毛泽东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题。说到底，也无非是政权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以 “圣人持要，四方来效”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圣上”的“大权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行为“擅权”蔽上，早就有在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的想法。【37】各大区书记奉调北京后，毛泽东在中央的力量大增，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行动，着手调整党和国家的权力构架。

 

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他还提出了书记处负责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分工的名单，在少数领导人中征求意见。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38】

 

刘少奇提出的名单方案，是研究“高饶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历来鲜为人知。据《高岗在北京》一书披露，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39】其中，彭、安、刘都是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俱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这势必让其他山头的人马感到不快。所以，高岗认为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只是安排人员，甚至认为刘少奇的征求意见是在搞试探。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些年来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满，在人事安排上刘少奇似乎是过多地考虑了他熟悉的干部，这无疑使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这都是刘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战功最为卓著的林彪居然没有列入。虽然起草人或许是出于林彪身体不好难以承担繁重国事的考虑，但毕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帜，夺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帐下走出的战将如云。这个名单显然没有到照顾山头间的平衡，还很有些包揽中央组织人事大权的嫌疑。

 

关于安子文起草的这个名单，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有安子文擅自起草说，有高岗授意说，有刘少奇授意说。以理推之，高岗不分管组织，又刚到中央工作，高岗授意说的理由最不成立。安子文以中组部副部长身份，能胆大妄为到擅自起草政治局人选名单的程度，也很难让人信服。最顺理成章的是刘少奇授意说。刘少奇主持党务工作，即使让安搞个名单提供最高层参考，本也是份内之事。在一次党内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未经授权私拟“名单”，暗指刘少奇越权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