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当年为何没有被打成右派？

在重庆出版社2003 年9 月出版的《当代重庆简史》（俞荣根、张凤琦主编，编委会由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及宣传部门官员组成）一书里，称吴宓在1957 年那场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见该书161 页），此说大谬。 

 

　　吴宓和陈寅恪一样，逃过了“反右派”这一浩劫。 

 

 

　　在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的《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反右派运动的记载。从中可大体了解到吴宓得以幸免1957年之祸的原因（本文所引文字凡只注页码者均出自此书第三册）。 

 

在“鸣放”中“谨慎止默”

 

　　吴宓在1957年2月27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全校聆丘晓讲八大文件学习解答。颇忧危。”丘晓是当时西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这“颇忧危”三字，殊堪玩味。吴宓“忧危”什么呢？从他记录的八大文件学习解答要点中即可察知一二：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必须由党领导。彼疑党（外行）不克领导科学与艺术者，大误。因反对‘公式、概念、教条主义’而反对Marxism-Leninism（引者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对Socialism-Communism（引者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是乃资产阶级思想之恶意进攻，必须从严镇压剪除。E.G.（引者注：即“例如”）《草木篇》（诗）。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及作品，必须进行批判。” 

 

　　“‘百家争鸣’≠唯心主义可鸣。凡百争论，必符合实际，而归准于Marx-Leninism（引者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认为今乃解除压制，许旧说蜂起，此则大误。” 

 

　　“党之领导=马列主义+中国革命之实践。或谓：共产党只能领导革命、政治，而不谙业务，不能办学校；此大误。”（38页—39页） 

 

　　这个“八大文件学习解答”报告，等于给吴宓敲响了警钟。这成为他在“鸣放”中保持“谨慎止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月12日，吴宓日记中记载：“宓归舍，思最近又复加强管制，固党国之所有事，然其办法，一切惟据密报，到处调查，不但人人自危，抑且是非不明。”议及某教师授课无能而以向校领导告密得到信任时，他叹道：“……庸碌而反见重，皆可证明当局措施之失。一校如此，国事或亦类是欤！”（47页） 

 

　　4月26日：“夕6时—7时，张永青院长来……，意在慰问宓，劝令大胆争鸣，畅言无隐。”（68页） 

 

　　5月8日：“上午8时—10时，撰《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约六百字）拟今日下午政治学习会中讲述（终未及讲）。”（75页） 

 

　　5月11日：“上午8：30至12：15，又下午2：30至6：30在会议厅开全体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永青院长主席，党委委员皆列席。宓本被命发言，旋以人争欲有言，遂自止。” 

 

　　争着发言的人当中，头一个就是后来被打成西师头号“大右派”的教育系教授董时光。据吴宓记录其发言要点有：“痛斥党员之优越感与自卑感（文化低）。党员应：（一）信群众，（二）善鉴别人。年轻党、团员应：（一）多近有学识之人士，（二）服从真理。群众不应：（一）人云亦云，（二）谄谀，（三）有见识而无勇气，（四）应坚持真理。党员之文化太低者，必欲领导高等学校，应‘不耻下问’，最好‘教授治校’。次述光1953到西师后之遭遇及不平……”（77页） 

 

　　5月13日：“上午8：30至12：00，又下午2：30至7：20会议厅续开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院长一再敦促，宓声明‘决撰文登《学习通报》，今不发言’云云。”（80页） 

 

　　吴宓的未得到机会发言和不发言，与那些大胆“鸣放”争相发言者相比，自然就使他不易被当作整肃对象了。 

 

　　5月21日，学院党委办公室通知吴宓次日进城参加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全校受邀名额15名，历史系5名。吴宓“承诺赴会”。但次日大雨，吴宓晨起即“作柬，上党委办公室，以小病辞昨约，不入城赴市委座谈会。”他又躲过了一次在“鸣放”中出头露面的机会。 

 

　　不过，当天下午吴宓仍然在历史系“分组鸣放座谈会”上作了发言。据当天日记记载：“宓以豫（引者注：会议主持人、历史系主任郭豫才）促，乃述说：（一）《重庆日报》未刊之宓《再谈》一文之内容，着重简字（引者注：指对简化字的意见）。（二）1956二月宓退出讲课之实事，院长始终慰留。（三）评薪，宓曾坚辞新二级，但与俞平伯、贺麟及楼光来、郭斌龢等之一级、三级相比；又宓捐书值一万数千元，假作分月还值，余生难尽，故宓卒坦然接受新二级，云云。”（90页） 

 

　　吴宓的发言，不但没有指责校领导对他不重视，反而为校领导辩护，这与当时许多批评校领导的意见相比，自然也是能得到领导欣赏的。 

 

　　5月29日下午：“全院教职员在大礼堂，聆张院长之《帮助党委整风动员报告》，甚简短。”次日吴宓即“应邀赴座谈会，对党委领导工作提意见，助党委整风。老教师到者二十余人。”吴宓直到下午会议将散时，才接最后一个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作了毫无批评领导内容的无关痛痒的发言：“作片语，赞成郝君主张以教育系教授出任附中校长，云云。”（95页） 

 

　　5月31日下午：“续赴党委召集之座谈会，市委鲁大东、张文澄、陈孟汀又某女士列席。”“吴宓续完原稿。附言（壹）条……（贰）条，谓‘宝钗殉情，黛玉任性’，豫最宜为史系主任，但良之功殊不可没云云。”“宓续述新、沧等对良之误会及沧1957年4月改变工作计划，不按法定程序行事，以见知识分子每人需自新云云。休息时，张院长命宓以发言稿送登《院刊》，宓诺之。”（96页） 

 

　　这是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三位市委大员坐镇：鲁大东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文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孟汀是市委文教部长（张、陈后来都被打成了大右派，“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吴宓的发言仍然是不批评领导，反而说“知识分子每人需自新”，颇有点“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味道。 

 

　　6月5日上午：“赴院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张院长主席，商应付学生办法。宓中间发言一次，以抗战前，疏散前各大学之旧事为比较，主张因势利导，或藉学生所尊重之教授出而说服之，勿使学生狂纵趋于极端，甚至互相斗殴云云。旋聆良主张完全放任可保无恙，又津述京津学校近情，知宓言不合时宜。更聆李家庆发言，侈称党自有把握，必能收拾，毫不畏惧，其有‘阶级’之异志即定遭膺惩云云，悔宓代党作杞人之忧矣。”（99页） 

 

　　下午“赖澄同中三学生六人来，请宓参加今晚之文科学生大会并演讲，宓力辞却，与诸君谈半小时，指斥：（一）1951前后土改中之焚毁大批书籍。（二）今之不重印旧日通行之木刻、石印、铅版之书籍。不及校政。访梓，未遇。与戴蕃瑨同访梓，未遇。戴君亦不信党与政府之诚意，主张发言宜慎云云。”吴宓与学生谈话中，虽然有“指斥”两条，但都只限于书籍问题，而且“不及校政”。戴蕃瑨与他谈到“不信党与政府之诚意，主张发言宜慎”，自然更加强了他要谨言慎行的想法。 

 

　　晚，“史系学生邀赴史系学生鸣放会，未赴。”（100页） 

 

　　6月6日午后，“史系四年级学生三人来，邀赴本届毕业生之鸣放大会，宓略述所知事实，而辞不赴会。又有邀赴今晚之大会者，亦辞。”（100页） 

 

　　6月6日午后，“史系四年级学生三人来，邀赴本届毕业生之鸣放大会。宓略述所知事实，而辞不赴会。又有邀赴今晚之大会者，亦辞。”晚“回舍时，经过大礼堂，学生大会，董时光方演说，大受欢迎（鼓掌）。11：00散。开桂归报会中钢、光及孙铭勋等发言情形，皆放火鼓动，宓殊不赞同者也。”（100—101页）“开桂”即邹开桂，是帮助吴宓料理家务的晚辈亲戚。孙铭勋原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继承人，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孙原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老地下党员），但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即遭到批斗，含冤自杀未遂，被开除党籍、公职，后调西南师院中文系任教，这次又成了被引出洞的“蛇”。 

 

　　6月8日，“学生会代表三人来，今日下午开学生座谈会，谈论人民教师之地位，请宓致开会词，以教育系诸教授皆另有事，宓推辞。”（102页） 

 

　　下午院务委员会议决设立问题处理小组，“组员七人，刘又辛为之首，而宓与焉，再三辞之不获，只有勉任，不免于事急之时，以‘德高望重’为人作挡箭牌，而费时损神，尤其余事也。”（102页） 

 

　　6月10日，历史系学生“约演讲，宓却之，改约访问。”（103页） 

 

　　6月23日，吴宓致信成都老友穆济波，“力陈全身免祸之义，极劝济波及朴谨慎止默，并主张百花诗社立即停办解散，至少宓必坚辞各职”，同时他另函百花诗社社务委员会，“辞却研究部主任、文艺理论小组召集人、驻渝碚社务委员各职”。（115页—116页）“百花诗社”是由穆济波（时为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与王云凡（时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四川名士）发起，刚于1957年端午节在成都成立的诗词唱和民间社团。在吴宓的日记中未见诗社成立的相关记载，吴宓当时也未去成都，估计是老友们将他列名于诗社中来信通知他的。“朴”应指范朴斋（1895—1970），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曾长期担任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是四川民盟的核心人物。这几位均被打成了“右派”。 

 

在“反右”中“惟祈速死”

 

　　6月11日，“晨，广播中，学生已有拥护党、校，斥责反动之言论，并举昨物理系教员休息室之反动标语为例。按此标语‘毛□□，狗屁不通’，实无意义，本可‘见怪不怪’，而乃重视而利用之，是以知风向已转矣。”（104页） 

 

　　6月13日，“晚，巡读大字报、黑板报，一片检讨、肃反之声。”（106页） 

 

　　6月14日，“近日‘鸣放’之情势及方向骤变，各地工人及民主党派一片检讨斥责之声，斥责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董时光等‘右派分子’为反党、反工人阶级、反社会主义，要求惩办。即本校教授如陈东原、罗容梓等，主张校内可不设党委会领导者，亦横遭非议。于是‘鸣放’之事遂息，加强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再行肃反澄清，将继之而起。目前实际之结果，惟学生得‘减轻考试负担’而已。宓于是不得不服周邦式之老成谙练，而自信谨慎和平，尚无过分之言论，差可免祸全身也矣。今后恐即文字改革亦不敢参加异议，舍‘忍舍止默’外，无他途也。”（108页） 

 

　　6月15日，“下午……第三十二次院务委员会议，宓发言一次，谓（一）鸣放虽可继续，但实际其事已终，对出言狂悖（如董时光）与主张错误（如陈东原、罗容梓）者，宜勿加罪戾，仍予尊礼，以昭激劝。”（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