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社会各阶层民众受难小史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

 

 

1920年代，主要由“北洋军阀时代”与“大革命时代”组成。北洋军阀时代，强人合纵连横，攻伐兔起鹘落，一言难尽，姑不赘述。大革命时代，则通常指1924年至1927年。在此阶段，国民党自南方崛起，联俄联共，率师北伐。直系崩溃，奉系退出关外，其余军阀名义上亦奉南京号令。国民党形式上获得全国统一政权，旋即发生“四一二政变”，大清共产党人，自身也遭遇宁汉分裂危机。

 

此间的政党离合、强人浮沉，已有众多史家浓墨着笔，却非本文旨趣所在。笔者更关心的，乃是在血雨腥风的1920年代中，各阶层民众的受难小史。底层民众，或沦为千里饿殍，或转而为兵，为匪；就连士绅阶层，也常受冲击，乃至殒命；而冲锋在大革命时代尖端的激进者，也不免被清算、驱逐之结局。这一切就如《便西拉智训》中的名句：“有的人湮没无闻，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

 

【饿殍】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尝言，民国时期每年平均有300万至700万人死于饥饿。据此推算，民国时期累计死于饥荒者逾2亿。这也许并非信口开河。有人计算，1912年中国人口为4.4亿，1949年人口为5.4亿，38年间人口增长了1亿。但在此期间，人口自然增长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参考数据是1950年代中国每年增长人口约1300万），本应增长至少3.8亿。据此，则民国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8亿。另有数据统计，民国时期因战争死亡的人口约6千万，据此，则死于灾荒的人口不低于2亿。

 

就1920年代的中国而言，大革命之前最大的天灾是华北四省大饥荒，死亡约1000万人。大革命期间，最大的天灾是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仅四川省就有灾民3000万人。大革命之后，1928年至1930年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又造成上千万人死亡。以陕西为例，其原有人口1300万，死于大饥荒的占到300多万，此外还有600多万人流离失所，十人中就有七人受灾。

 

对于1920年代末期的中国大饥荒，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有生动到残忍的记述：1929年夏，24岁的埃德加·斯诺来到黄土高原，调查报道大饥荒。他目睹了平民饿死的惨景。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叶被摘光，树皮也被剥净。路边随处可见死尸，曝晒多日，骨头脆如蛋壳，若稍有一点肉剩下，立即被饥民吃掉。

 

民国期间为何大灾荒频仍，且为祸惨烈如斯？有论者认为，首先是民国时期社会承灾力低下。当时科学技术欠发达，财政能力不足，行政效率低下，无力兴建大型江河水利工程，水旱皆不从人。其次是备荒措施不力。当时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军队和战争开支，仓储建设和救灾物资筹措极为有限，以致天灾之后饥馑与疾疫大行。三是救治机制薄弱乏力。民国期间中央政权始终不够强有力，北洋军阀时代且不说，就是直到国民党政权灭亡，都未能彻底消除地方政府或军事强人各拥一方的政治现实。一旦受灾，常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多方合力的救灾体系。

 

孙中山曾说：“自顷迭经丧乱，兵役频兴；水涝旱蝗，不时告警；死亡枕藉，邑里邱墟；哀此孑遗，其何能淑！言念及此，实所痛伤。”他的痛伤，在其死后多年，仍不绝如缕。

 

【兵】

 

在1920年代，当兵或许是想摆脱饿死命运的底层百姓的最佳职业选择之一。

 

农业中国的贫穷和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贫困使他们参军，又使他们留在那里。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的军阀政治》中不无犀利地指出，1920年代参军的人，绝大多数并非被强迫入伍。事实上，拉壮丁主要出现在抗战时代，在此之前，农民没有理由轻视或敌视军队——参加军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至少提供了一个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如果能够得到足饷，一个普通士兵一月的收入，常能达到一个5口家庭，在风调雨顺的气候下，耕种100亩地的月收入。而在战争中，士兵也往往能得到相当多的提升机会，譬如在1925年，冯玉祥的25个上层指挥官只有两个毕业于军官学校，其余23人都是从普通士兵提升上来的。

 

有意思的是，北方人当兵的比南方人多。蒋百里曾说，在中国，山东人当兵的最多，其次是直隶和河南。齐锡生以为，这或许是因为在1916-1928年之间，北方几省是国内战争的最主要战场，而自然灾害带来的创伤，也较其他地方更大。

 

在1920年代，当兵的风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以1922年直奉战争为例，双方参战人员有20多万人，总共伤亡不过4、5千人，伤亡危险不超过百分之二点五。战事并不激烈，也许基于军队人员的“经济理性”——当兵既然是为了改善生活，也就没必要在战场上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说，军阀就像大工厂的厂长，下级军官就像工头。如此看来，军人就像农民工，要他们出汗是可以的，要他们出血，就没那么容易啦。

 

军人自己不出血，但不会放过让百姓出血的机会。军阀时代内战的破坏性，主要不在战争过程中，而在战前战后。其破坏力的表现形式，一是兵变，二是战后劫掠。兵变多源于欠饷，士兵应付的办法是由兵转匪，抢劫百姓的财物。战后劫掠则常由将领纵容，如张敬尧的部队，在打下长沙与退走岳州时，都曾大肆烧杀淫掠。毛泽东草《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所述甚详，如举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于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至数万；而兵所劫掠，地无不遍；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不止如此，岳州、宝庆各处，也“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而在非战之时，“暴兵三五成群，下乡搜索，横行闾里，无日或宁。凡此纵兵殃民之结果，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可见军队之破坏力，实在战场之外。

 

【匪】

 

如果说在1920年代，当兵是躲避饥荒的最佳职业选择之一，那么当土匪则是躲避饥荒的最大规模职业选择之一。据齐锡生估计，在1928年，中国大约有200万军队。英国学者贝思飞则估计，在1930年代初，中国有2000万土匪。土匪与军队的比例，竟然高达10：1。

 

事实上，兵匪之间的转换，频繁而自然。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许多军队也招编土匪。譬如四川北部的土匪，在反对袁世凯战争中加入护国军，在张勋复辟时称保皇军，南北之战时又改称靖国军。所以黎元洪在1922年的一份通电中说：“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责匪聚为兵”。为避免裁军增加土匪人数，孙中山曾提过一份工兵计划，将一些现有军队改为工兵，训练其修路或作其他工作。不过未能得到军阀们的合作。

 

当然，由军人转化的土匪之外，更多的还是白手起家的土匪，他们产生自走投无路。贝思飞的出色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就称：“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四川有个土匪被俘后，被问及其当土匪的动机，他对审讯者说：“剖开我的肚子，我当土匪的原因就在胃里”。好奇的审讯者在处决这个土匪后，真的这么做了，结果发现，后者的胃里除了草，什么也没有。是死亡使他们逼上梁山。